| 来源： |
浙商证券研究所 |
发布时间： |
2011年03月08日 13:57 |
作者： |
郭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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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
在节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们曾有《弦外之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简要解读》，这一姊妹篇将延续同样的“政策训诂学”的逻辑和风格。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二五期间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这一目标是相对保守的。关于城镇化，我们计算了一下，1996－2005年平均速度是1.4%；2006－2010年平均为0.9%。十二五期间目标定为0.8%，则是略低于之前市场的乐观预期的。我们认为这一点是基于目前内生的人口增长和人口移动的速度已经放慢；二则担心高调提出城镇化将助推中小城市资产泡沫。
报告提出“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也就是说2011年的预定目标高于十二五期间7%的总体目标，政策显然希望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平稳过渡，这一点在前期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已经提示，符合预期。报告提出“十二五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这样意味着名义收入年均增长要在12%左右，十二五结束的时候居民人均收入要达到现在的1.7倍，呈现更为务实的风格，略低于之前市场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即5年翻番的版本。
报告提出“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债2000亿元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赤字率下降到2%左右”。从历史上看，积极财政政策的年份，赤字/GDP一般在2%以上，比如2000－2003、2009－2010；2%的一个目标正好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底线。虽然这只是预算数字，实际赤字有可能更高，但这一目标是略低于之前市场一致预期的。这意味着政策已经对通货膨胀的根源保持了足够敏感和谨慎，不仅货币政策退出，财政政策其实也在适度去杠杆化。
报告明确了M2增长的目标，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广义货币增长目标为16%”――这一数字符合预期。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关于2011年M2和新增贷款，悬念并不大关键的是表外业务及信贷结构。我们注意到3月5日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称现在银监会正在调研，对各家商业银行进行摸底，包括一些银信合作和变相的资产证券化等，都属于影子银行范围，非常危险，需要加强监管防范。这验证了我们之前的观点：今年的信贷和2009、2010年最大的不同是考虑到监管对表外业务和资金流向的严格控制。全年7.2万亿左右的预计信贷总额将更为扎实，实际信贷收缩的幅度超过名义信贷收缩幅度。
报告提出“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并提出今年政府首要工作是稳定物价，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符合我们之前预期。我们在上周报告《中国式通胀》中关于通胀已经进行了重点解析，对全年的预期是4.2，并指出2月附近将会是一个峰值。我们注意到在3月6日答记者问的时候，发改委称“2月份的数字还没有出来，但是根据听到各个方面的反映，2月份的物价指数可能还会更低一些”，预计当月CPI将会在4.6-4.8左右。通胀可控，这将是宏观面的一个利好。
报告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定位有强化的意味，提法从去年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变为”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并提出“有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巡查、考评、约谈和问责制度，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行政考核问责机制是一个亮点。在中国的行政机制下，这种模式如果执行严格，预计将会带来明显效果。
报告提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工作”，“推进”这一定位深度基本符合预期。我们之前曾经判读利率市场化可能将首先完成存款利率上浮，资本项目可兑换则首先着重在人民比跨境结算环节，从目前情形来看，短期内相关领域改革不会走得更远。
报告提出“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这一点亦值得关注。我国目前的分税制框架着重覆盖了生产环节，交通运输、建筑、金融、邮电通讯、文化体育、娱乐等均未纳入增值税范围，企业无法享受增值税下的进项抵扣。在“生产性服务业”的提法下，交通运输行业很可能是一个试点领域。
报告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领域还包括对投资、外贸领域的一些再平衡举措，包括“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引导民间投资新36条，抓紧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支持政策”；“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促进从最不发达国家和主要顺差来源国增加进口”等，这些措施将影响深远。
整体来看，政府工作报告兼顾了增长、民生、改革等三个层面，而对于政策稳定性的导向也是略超之前市场预期的。正如报告在描述发展环境时所指出的“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依然极其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相互交织，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叠加在一起，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其中的微言大义意味着政策将更加具备平稳性、谨慎性、灵活性，这一点将有助于降低市场关于宏观经济着陆和转型风险的预期。
（具体内容请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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