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6月13日 02:32 |
作者： |
王兆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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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军
和平时代的社会进步往往是静悄悄的，让人听不到它的脚步声。古代延续下来的宗法文化正在走向式微，法制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变化看起来像是悄无声息地完成的，其实，这个过程的推进与完成都和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当代社会的很多矛盾是因经济利益产生的。从前，在农村，人们遇到此类利益纠纷，一旦交涉不成，往往采取直接冲突的方式，双方动不动就冲到大街上对骂，乃至挥拳相向，彼此闹得不可开交，同姓家族的兄弟爷们出来帮场，拉个偏仗什么的，屡见不鲜。现在遇到借债还债、合同纠纷、争地边子、婚姻麻烦，很少有在大街上吵闹的，大多是到司法部门解决，或调解，或起诉，各方到公堂上讨说法，非常方便。群众为什么喜欢法制文化？因为那里有平等精神。法制是弱势群体维护自身权利的武器，效率高，成本低，简单而实用，也较少副作用。
这种变化连带了很多观念的更新。比如说，从前农民选择房基地，往往是同姓本家靠近，万一发生邻里纠纷，彼此也好有个照顾。现在农民盖房子，选择的地基多是在街口，以便开个商店什么的，有利于做生意就好，至于是否和本家兄弟靠近，不是考虑的重点了。有了过不去的利益纠纷可以打官司，不比依靠家族力量，这是乡村的一大变化。可以说，对法律的信任大大削弱了乡村宗法社会的残余影响。实际上，遇到纠纷，如果让本家兄弟参与帮忙，往往适得其反，小事闹大，甚至造成没必要的伤害。而且，别的兄弟以后出现类似情况自己也要冲上去，不然本家又得闹矛盾，得不偿失。
调解制度的施行，丰富了乡村法制文化的内容，也是中国民间文化与当代司法制度结合的好例。乡人发生民事矛盾，首先接受基层政府的司法调解，乡镇的司法部门根据情理分清是非，要求双方做出让步，尽量不伤和气，用最温和的方式解决矛盾。这种方法象征着商业文化的对民间生活的深层影响。传统的农村文化，交流方式过于简单，在对与错、亲与仇之间缺少一个开阔地，中间没有讨价还价。现在不同了，人们在极端行为之间找到了那片可以进退的、容许让步和妥协的开阔地。彼此的情理，历史的考量，未来的利益，都可以在调解中得到消化，于是产生了类似商人的交流方式，这也是文化上的一种进步。农民之所以喜欢调解而不轻易打官司，还有一个奥妙：打官司必定有胜诉和败诉之分，胜诉的不免得意，败诉的难免沮丧，对外人不好说；调解则不同，双方没有胜败之说，彼此都可以说自己胜利了，面子上过得去。
法制精神深入乡村，对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力。但是，对此决不可言过其实。虽然法制文化正在深入民间，但农民还是觉得办事难。有了官司，哪怕是很小的案子，还是要找人，要托关系，要送礼。据统计，在全国受贿案件中，有32%来自司法人员，这个比例太高了。这类犯罪案件多数发生在法官身上。试想，负责审判的法官有那么多犯罪的，中国如何才能建立起健康的法制文化！
法制建设正处于一个极其敏感、十分重要、多少有些尴尬的时期。一方面，老百姓日益相信法制，希望通过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中又要亵渎法律，这不仅会损害人们对法律的认识，降低法律的权威性，也会引发更严重的信任危机。就我所知，目前农民参与司法活动，很多人还是相信熟人好办事，送礼的分量不好说，但这种现象相当普遍，群众反映很不好。在乡村，老百姓一边相信法律，但更渴望清官，这是当代法制的尴尬。
法治社会的完善，说到底，还是需要经济生活的进步相伴随、相扶持。对比乡村，城市的法制状况要好一些。为什么？因为成本太高。乡村经济案件，标的大都较小，行贿者送的礼物多是烟酒糖茶、虾仁海参之类，当事人虽然不愿那样做，但为了把事情办成，只能随波逐流。如果礼物的份量再重一些，就划不来了。反过来说，那些东西对于基层法官来说，确实是很实际的好处，于是就败坏了风气。如果法官的收入很高，他们或许就不“司空见惯”地接收那“微薄之礼”了。城市里也有司法腐败，因诉讼而行贿受贿的人也不少，但这方面犯罪的比例到底不如乡村多。一是因为监督因素多，二是成本也高。小案子，当事人不会买重礼送人；大案子，标的重，如果行贿数额大，查出来就是“扫地出门”，也许还要身陷囹圄，犯罪成本高。这虽然不是司法清明的主因，至少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无论怎么说，打官司现在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了。法制文化的普及和深入，是中国社会走向健全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还有一些毛病一些问题，但是总比宗法社会要好，比权威社会也要好。过去族长说句话，谁也不敢忤逆，领导说就这样定了，即使不公道，也没你上诉的地方，那才叫有苦难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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