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04日 02:35 |
作者： |
王兆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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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商业精神一瞥王兆军
世界上公认为擅长做生意的民族有三个：一是以色利人，一是个中国人，一是阿拉伯人。如果不信，你可以研究一下美洲、欧洲的中国城。那些被称为唐人街的地方原先大都是以色列人的经商中心，后来他们发达了，从一般的经商进入到工业和金融寡头的行列，那些老商业基地就被华侨占领了。在亚洲的南洋，华人都以擅营工商业著名，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侨都是当地最重要的商业巨头。阿拉伯人也善于经商，他们曾经垄断了全世界的香料交易，并且创造了非凡的商业文化。
中国人能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主要靠勤劳、坚忍不拔与头脑灵活。任何一个朝代，只要政策允许，商业就会很快发展起来。汉唐时这样，宋朝是这样，明清也是这样，商业不仅影响国力，也是一个民族文化进步的基本动力。凡是动荡的年代，商业便会低迷，国力便会削弱，社会因此失去活力，进而发生文化上的倒退。
商业的精髓在于其草根性和流动性，无形而有形，可塑性很强。为了市场尽可能大，商品必须走向民间，所以商业是个扁平型的结构。这和封建政治的金字塔形态完全不同，商业不喜欢等级。因此，商人渴望社会安定、繁荣、有规则，反对动荡和无政府主义。同时，商品的本性是招摇的，越是招摇越卖得好。这种本性也影响了商人，他们一旦有点成功，就压抑不住显摆的欲望，出入则香车宝马，居家则锦衣玉食，既是为了取得舆论的青睐，也是消解内心的郁闷。
中国的商人还有个特点：买官与买地。他们一旦发财，便渴望改变低微的社会身分，处心积虑地要把名字纳入主流社会中去。他们广泛交友，挥金如土，附庸风雅，尤其喜欢巴结官场要员，以求得到官场的承认。另一方面，官员和有钱人交往，没有空手的，于是二者很容易结成互相抬举的关系。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每当财政拮据，朝廷为吸纳资金，都会允许商人用捐资的方式取得一定的名望，就像现在的买卖学历———收取商人钱财，卖出了不计其数的学位、职称和乌纱帽。
因为商人找不到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稳定地位，其生活方式和人生诉求往往不够健全。清代初期，社会上有些人抱怨商人生活浮华、铺张奢靡、造成了骄侈淫逸的坏风气，要求禁止。康熙二十三年，理学名臣汤斌出任江苏巡抚，公开宣告禁止奢侈风气，要求商人在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礼尚往来中不得僭越礼制。乾隆二十四年，江苏巡抚陈宏谋也提出过“禁奢倡俭”的口号，要求人们遵守古制，所有消费都不能超越当地官员的待遇。这就像今天坐车，如果官员最高只能坐奥迪，再有钱的商人也不能使用奔驰和宝马。
这次禁奢倡俭运动，终于失败了。松江人陆楫公开反对禁奢倡俭的口号，认为社会总是“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奢俭之风，起于俗之贫富”，“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清初名士顾公燮就说：“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醇，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近于绝！”有意思的是，雍正皇帝也不喜欢汤斌等人的做法，他问他们：“如果骤然禁止商人的奢华消费，很多人将失去生计，失去生计，必然走向邪路，你说怎么办？”乾隆对此事的观点也很鲜明，有人批评他南巡的安排过于奢华时，他说：之所以允许商人大兴土木，就是想叫他们把挣的钱拿出一些用在公益事业上，“本地工匠贫民，得资力作，以沾微润，所谓分有余以补不足，其事尚属可行”。
中国商人的另一个特点是买地，大量购买土地。他们身在商界，屁股坐在市场上，但是眼睛却看着官场，看着乡村。他们总觉得经商不够安全，家族中除了需要几个在体制中行走的任务，在乡下多买些土地，也是必须的。历朝历代的商人都有这个习惯，目的是增加一分安全。西方商人不是这样。他们积累了资本以后，往往喜欢扩大再生产，在工商业方面作更大的事业。他们虽然也很注意政治，但关心的是制度而非个人的社交资源。为了得到生存保证，他们诉诸法律，或多买保险。中国的商业是来自城市，流向农村；西方的商业是来自城市，流向工业和金融。
中国的传统经济的价值核心是地主经济。农民追求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皇帝无非就是个大地主，视天下为自家的庄园而已。无论官僚还是商人，有了地位有了钱，都还是要买地，要做地主。中国历史上的豪门、巨贾、文人，都不过是地主的翻版，大小不同而已。数千年的农业经济也封闭了我们的眼光，自然经济泯灭了开放的意识，所谓地主的智慧、帝王的智慧，都只是小智慧，缺乏大天下的眼光。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可以发现一个怪圈———封建制度导致土地兼并、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导致大量流民和农民起义，一片刀光剑影之后是新王朝的兴起，然后是平分土地、发展粮食生产、再次土地兼并，商人也加入其中，于是社会再次贫富分化，再次农民起义。我们的祖先在那个魔鬼般的圈套里循环往复，历经数千年，始终找不到突破的缺口。中国社会就像一个无法摆脱地心引力的飞行器，成年累月地旋转着，让我们的叹息如此苍老，如此无奈。
绵延数千年的轻商文化直到明清才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方面，朝廷依赖商业和贸易进项，无法禁止，也无力禁止；另一方面，商人也开始主动认识自身，关心社会，并主动接受新思想，积极投身于进步活动。明清商人不仅会消费，也有志于先进文化的学习，眼界较古代商人开阔多了。有学者认为，中国清代的扬州学派诞生在扬州不是偶然的，因为那里的商人支持他们。梁启超先生说，两淮盐商对于乾嘉学派的支持跟南欧大商人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支持，可以相提并论。这些提法是有根据的。
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商人对革命的支持很大，这种支持发自内心，关乎长远利益，其用心和态度跟传统的地主、豪绅、官僚完全不同。而国民党之所以建都南京，主要是因为江南乃富庶之地，工商业强大，不仅财政来源深广，而且商人更接近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文化，与封建制度则格格不入。民国以后的几次封建复辟中，很多地方的旧官僚和旧知识分子摇身一变，穿上黄马褂重新当上旧制度的臣仆，而江南的商人一直支持国民政府，反对封建复辟，立场绝对坚定，态度一直鲜明，行动也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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