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每日经济新闻 |
发布时间： |
2009年09月09日 07:59 |
作者： |
周明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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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华
武汉市编办近日透露，新一轮市政府机构改革加速推进：全市46个部门和单位的“三定”方案框架已敲定，“十一”前正式印发。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 “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行政收费最少”的城市之一。经本轮改革，市政府直属行政机构由56个减为46个。今起3年内，全市消化4000多名党政机关超编人员。
（9月8日《法制日报》）
市政府直属的行政机构一下由56个缩减至46个，且一动作就要消化掉4000多名党政机关的超编干部，武汉的这次机构改革的确是在全面提速。这自然让我联想到目前正进行的深圳大部门制的机构改革，深圳大部制改革后的31个部门于9月8日集体揭牌运作，比改革前减少了15个机构，机构精简幅度达三分之一，有些部门的业务处室削减比例最高达60%。这两个城市的改革动作，颇多相似之处，可谓相互照应。
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两地的改革步子迈动得稍显犹豫，改革的本身并未上升至法规层面。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公共管理思维告诉我们，降低行政成本、削减公务员、最终目的是为了弱化政府职能，使一个事事插手的主导型政府，向一个让社会组织单元与公民自主行为，仅加以适时适度地疏导约束的辅助型政府转变。
或许正是这种改革的法律与前瞻性不足，才有武汉长达3年的“改革过渡期”――3年才消化4000多名党政干部。而且这个“消化”富有深意，会不会是一些领导干部“去官不去薪”呢？同样，深圳市也是这么“消化”近百名局级干部的――或在新的领导岗位予以任用，或保留待遇不再任用。由于这条“消化”的尾巴存在，使得这些局长们，即便降了官位，其待遇一样不变。新的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职不下薪”的副局长就有12人之多。
这些镜头反映出我国行政成本一直高企的现实。一份公开资料显示，1995年，我国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中比重11%，到2006年已接近30%，而同年的日本仅2.38%、英国4.19%、韩国5.06%。在官民数目之比中，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0，2006年的官民比却升至1：26。之所以官员冗员，说到底还是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官本位意识的恒久羁绊，是公权法制化监管之缺。
如果我们有一份公平、透明、刚性的法制蓝本，那就不会出现深圳与武汉这样的行政自定式的“圆场政策”。因为这一政策不可靠，不仅“护官”意味较浓，且治标不治本。当前，我们需要全面反思机构改革、干部冗员的问题，应尽快形成一股裁减官员的法制合力，要通过法规规范官员“能上也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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