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11日 03:39 |
作者： |
王兆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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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军
实际上，西方商人的命运与中国的大同小异。中世纪的欧洲，神学家认为以商业为手段的谋利活动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商人只关注自己的私利而忽视群体利益。教会甚至一度禁止收取贷款利息，认为那是不劳而获的、不道德的收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工商业和封建制度有着天生的对立，东西方无一例外。宋明两代，中国的工商业曾经达到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但后来都无一例外地萎缩了，如同基因瘦弱的黄花，一时的兴旺不过是过眼云烟。
十八世纪初期，资本主义振兴了欧洲经济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有一位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站出来为商人辩护，并将资本主义描述为“使整个社会受益匪浅的经济体制”。他认为，个人对利益的追求可以为社会带来普遍的繁荣。但是，这个认识过程很缓慢，也很痛苦。当一个商人为了追求利益而无视邻居家的困难时，人们根本不会理解商人对救济穷人的审慎态度，他们认为商人就是为富不仁。近代早期的欧洲，土匪盗贼常常骚扰城市里的商户，甚至发生暴力行为。由于一些妇女参加了经商，她们在经济上日益独立于家庭和丈夫，很多人觉得这威胁到传统的家庭结构，于是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活动：搜巫。这种活动的方法就是假借神灵的意思对妇女施加魔法，指控她们是“着了魔法的妖精”，目的是打击那些因为经商而独立的女人。
中国的工商业之所以没能延续唐宋两代的辉煌，相当一部分原因是漠视了技术革新政策。“明清两代的皇家军队采用了欧洲人用中国发明制造的火炮，但是他们自己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革新。唐宋两代，朝廷鼓励技术革新，借以提高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明清两代统治者更看重政治和社会的稳定，他们总是担心科技革新会带来令人不安的变革。（见《新全球史》）”。
《新全球史》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从孔子时代起，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杰出贡献就推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那些能够发现和利用机会的人就有可能过上舒适的日子，甚至爬上特权士绅阶层。但是，中国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始终没有和政府当局建立合作关系，形成像英国和荷兰在近代早期所形成的政治商业联盟。明朝晚期和清朝政府允许商人从事小规模的贸易，并允许外国人通过在广州的官方商会进行交易，但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保持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的稳定，而不是通过商贸增加国家的综合力量。”
中国人历来诟病官商勾结，无论是“官食商人”还是“商人食官”，都是私相授受，未曾形成制度上的联盟和思想文化上的结合。这是中国社会一直未能实现转型的症结所在。官、商关系好的时候，彼此看中的是权钱交易，而不是制度上的进步和更新。官商关系不好的时候，相互愤恨，动辄动用行政命令禁商闭关。官府将社会问题嫁祸于商人，商人平时只顾图小利，一旦遇到打压，形不成阶层意义上的力量，最终只能如鸟兽散，枯木逢春，不知驴年马月，完全没有话语权。这是中国长期贫弱的根源之一。到如今，还有很多官和商依然停留在“彼此得些好处”、“弄点散碎银两”过日子的阶段，不曾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朝深处想，朝远处想。
既然当代商业已经名正言顺地进入了社会的殿堂，商人不必要继续沿袭前辈的做法，而应当通过正常渠道实现自己的价值。君子坦荡荡，又何必苟且偷生、弯着脊梁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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