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来，民间金融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最新的事件是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顺生因涉民间借贷纠纷被刑拘。据媒体报道，立人集团债务规模达45亿元，涉及债权人数逾7000人。

　　先不去讨论具体案情，我们由此类案件能分析出，当前在全国范围内的民间借贷问题相当普遍。来自浙江省高级法院的数据，从2007年到2011年，共有219人因犯集资诈骗罪而被判处刑罚，因集资诈骗罪而获刑的人数从2007年的8人上升到2011年的75人，增长超过8倍。

　　质疑金融垄断、要求松绑民间融资的呼声高涨，有着现实的迫切性。然而，同样也有一个背景不容忽视，那就是，民营企业家开始感到来自市场的一种挤压式力量，使他们产生了无法抗衡的惶恐。

　　一直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面对“我国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的提问，他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民营企业从参与竞争一直到融资，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现在的市场环境有问题。

　　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认为央企背了垄断的黑锅。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有些地方民营企业的处境却未根本改变。至少在观察者看来，相对于民营经济，国企的发展强势事实上压缩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曾表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最大的不公平就是信用壁垒的存在，因为具有国家背景，在向银行借款方面，国企就比民企优势大”。

　　除了市场竞争地位上的劣势，民企老板依然是一种现成的标靶。在贫富分化问题上，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归因于市场经济；面对官商勾结出现的腐败，有一种舆论总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刻意转移到富人身上。其实民众“仇富”的本质还是“仇腐”，可是聚光灯下放大的却是民企老板。

　　部分民企老板面临的窘境，缘于一些地方政府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之后的种种困扰。目前，以行政命令配置资源，靠党政主要领导拍板的决策依然是主流，这对于依靠市场信号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又一个左右为难。

　　我们注意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吴敬琏多次提醒要注意政府“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他指出，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国有企业在石化、电信、铁路、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如何让民间投资热起来，鼓励民营企业家依法经营、实业报国、理直气壮地发家致富，仅有民营企业自身的努力当然是不够的。对此，吴敬琏其实已经给出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