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原浙江东阳“富姐”吴英二审被判处死刑，温州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刑拘。这两桩案情相近的“非法集资案”相继爆发，无疑引爆了网络舆情。

　　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集资诈骗罪裁定1981年出生的“亿万富姐”吴英死刑之后，民意几乎一面倒地“不能接受”，有人呼吁“吴英案刀下留人”，有的调侃“判死吴英，笑死贪官和赖昌星”。甚至主流舆论，包括新华社等官方媒体都纷纷表态拯救吴英。而立人案爆发后，更有学者担忧，由于“立人模式”与吴英的“本色模式”几乎如出一辙，而且高达80亿元的涉案金额远高于吴英案的7.7亿元，那么董顺生必然难逃被判死刑的命运。

　　笔者以为，这两起案件之所以引起如此的关注，主要是民意认为，案件的判处体现了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态度。有一种意见认为，民间借贷在中国尚处在“夹缝中”的时候，政府一方面表态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要鼓励和规范；另一方面却高举严打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大旗。对吴英判处死刑，其实就是政府封杀民间借贷的信号。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原本十分模糊。浙江省高院二审审判长沈晓鸣2月7日就吴英集资诈骗案有关问题接受中新社采访时称，吴英不属于民间借贷，因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隐瞒事实的方法向公众集资。但是事情没有那么黑白分明，非民间借贷就一定是集资诈骗？有法律界人士算了一个很简单的算术题：吴英个人财富达38亿元，位列2006年胡润中国女富豪榜的第6位。38亿元的资产，难道偿还不了7.7亿元的债务吗？

　　实际上，很多的民营企业家走上“民间集资”这条路也是被逼无奈。浙江省金融法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姜丛华说：“在现有的资金供给制度下，会有一大批人拿不到银行资金。但拿不到资金不等于不发展、不做生意、不投资，所以只能转而寻求其他渠道。”即便吴英案中或多或少存在挥霍浪费及行贿等行为，但就目前报道来看，董顺生并没有暴露这样的问题。据报道，董顺生虽有外籍身份，但在危机发生时并没有选择“跑路”，他曾说，愿意放弃自己在公司的1亿元股份，对不起大家，没帮大家赚到钱，甚至愿意以死谢罪。据传他曾自杀两次未能成功。“我爱我的育才，我爱我的学生，我爱我的老师！”对于这样的企业家，民意更多地给予了同情和宽容。当企业对资本的渴求和现有资金供给体系无法匹配时，把吴英或董顺生判死刑，似乎无助于解决这个矛盾。

　　此外，经济类犯罪去死刑化目前在中国已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因此，这两起案件的判处能否成为推进经济犯罪去死刑化的契机，也成为民意的期待。要知道，吴英案和“立人”案都不属于“庞氏骗局”，本色集团的债权人都不认为自己被吴英诈骗，而泰顺当地的老百姓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自己愿意把钱借给“立人”，也相信“立人”能还得出钱。面对没有受害人的案情，这样的死刑判决的确值得“三思”。

　　事实上，笔者以为，面对前赴后继的“非法集资”案件，政府当前该做的，应是反思体制的弊端，尽快修补法律的“漏洞”。在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应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明确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线和范围，给民间借贷行为一个罪与非罪的参考。政府除了应当严禁“庞氏骗局”和资金传销外，应给合法民间借贷活动充分的自由。而对于“吴英和董顺生们”，则应给予必要的宽容，不应让他们成为体制外金融的殉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