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宇 发自马格德堡

　　74岁的沃尔夫冈 伯默尔(Wolfgang B?hmer)惜言如金，但是个务实的政治家。自2002年5月就任州长以来，他执政下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以下简称萨—安州)已成为德东地区最有活力、经济增长率最高的一个州。

　　萨—安州是前东德转型20年的一个缩影。在经历了经济崩溃、人员大量外流、高失业率的转型阵痛之后，这一前东德工业中心重新成为新德国的化学工业中心。工业和科技一向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萨—安州还有一个优势。它是德东地区拥有最多外商投资的州，并因此创造了3.6万个就业岗位，迁出人员开始回流。

　　就像1991年至1993年担任萨—安州财政部长时那样，他理直气壮地争取西部承诺的援助资金，但本州的经济表现增强了他的自信。“2019年团结计划Ⅱ(指1993年开始的《东部援助一揽子计划》，总额达2505亿元)结束后，东部不应再享受特殊待遇。”他说。

　　来自基民盟的伯默尔出生于德东萨克森州，前东德时为妇产科专家。1989年参与公民权利运动、政治上无任何负担、前东德技术型人才—他代表着柏林墙倒塌后出现的新的地方“政治精英”，推动了两德统一和东德重建。

　　1990年，东德主动与西德接轨

　　时代周报：据我所知，1990年两德统一后您才开始从政，之前是医生。从政是出于您的选择还是来自外界的推动?

　　伯默尔：我本人对政治特别感兴趣，但在民主德国期间没有参与的可能性，因为我不被许可参与政治，后来能够进行民主参与的时候，就参加政治活动了。

　　时代周报：1989年和平革命后，你们对两德关系和东德有过什么样的考虑?是希望统一，还是寄希望于东德政府改革?

　　伯默尔：当时我们的第一希望和要求是东德改革。最开始时，东德公民要求自由选举，要求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是多党执政。后来，自由选举产生了自由议院，议院一开始接受的任务也不是和西德政府谈判统一，而是经济同盟和货币问题，之后才谈判统一的问题，签订了统一公约。

　　时代周报：您本人当时对统一持怎样的态度?

　　伯默尔：那时我赞成统一，但想象不出该如何实现，因为国家非常大、制度非常不统一。在那种情况下，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与私营经济如何融合在一起?同样，其他方面也有诸多困难，比如健康医疗方面，东德基本是国营而西德以私营居多。1990年，东德政府主动修改了法律并进行一些改革，以适应西德的政治经济制度。

　　时代周报：当时主要修改了哪些法律?

　　伯默尔：我们每个星期都会颁布很多法律。比如，普通公民可以进行独立的企业经营;管理层面成立商会，由国家管理改为行业管理;政府行政管理方面则颁布了各州地方法律，因为东德是中央集权制而西德是联邦制，为此我们扩大了州的权力，以与西德相协调。

　　但这些都只是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并非国家制度改革。东德加入西德后，实际上是有现成的制度，不用发明新的制度。

　　时代周报：统一时西德政府曾派了一万多名专家，帮助东德进行制度重建，当时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在主导?

　　伯默尔：西德政府确实派了许多专家到东德。由于东德没有经验，因此很多法律制度都是西德专家帮助起草。不过，形式上还得东德人自己做，必须要东德议院自己通过法律，自己投票决定。因为当时大部分议员赞同统一，因此通过的法律也都与西德接轨。

　　时代周报：东德转型已有20年，现有不少德国人抱怨转型太快了。民调也显示，德东人和德西人对现状都有所不满。您怎么看待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情绪?

　　伯默尔：当时用其他方式是不可能的。两德统一前后每天都有上千东德人跑到西德，那时如果还不做迅速改变的话，东部地区可能就没人了，都跑光了。这是一股巨大的压力，迫使我们迅速转型。

　　东部的经济建设还未结束

　　时代周报：洪堡大学的克劳斯.奥菲教授曾将1989年后的东德转型与1945年后的西德转型进行比较，结论是：东德转型比西德当年转型更为困难，因为尽管东德的硬件设施很好，但人员、观念等软件不如当年的西德，您认为呢?

　　伯默尔：相似但并不完全如此。1945年时市场是空的，只要工作，产品就可以卖掉;上世纪90年代的问题是进入市场，尤其是进入西德市场和国际市场很难，因为市场已经饱和了。

　　时代周报：您如何看待当时人们观念的转变?1945年后西德有去纳粹化运动。

　　伯默尔：统一后德东地区也推行过去共产主义化运动，但比不上当年去纳粹化运动那么深入。去共产主义化运动中一定要认清一点：他们不是反对共产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对国家权力的滥用。你也可以用不同的意识形态治国;你可以对非洲很倾慕，试图采用他们的方式。这没有问题，但不能滥用国家权力。

　　时代周报：相比捷克、波兰等前东欧国家，东德经济发展不够好，因此也有人抱怨，如果当年西德没有完全破坏东德的制度，可能转型还更顺利。

　　伯默尔：我不同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直存在，2000年后在德东也有很多人反思，也许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产生，但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时代周报：您是认为前东德的那一套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伯默尔：当然东德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而且现在也正在借鉴。比如当年东德妇女地位比较高，我们现在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看到主流，然后再进行完善。

　　时代周报：您从政后经历了三任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格哈特.施罗德和安吉拉.默克尔，您如何比较他们对德东地区的政策和态度?

　　伯默尔：很难比较，不同时期任务不一样。比如科尔总理，他那时主要是完成统一，寻求与周边国家的稳定关系;差不多十年后，1998年施罗德上台，其任务是稳定德东地区，为德东地区提供财政资助;到了默克尔总理，她的主要任务是应对金融危机。

　　时代周报：作为州长，您认为您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伯默尔：东部地区的政治和制度转型早已结束，但经济建设还没结束。与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在工业等方面还存在差距。我们需要扩大对外贸易、转换经济结构，因为德国是一个出口型国家;我们希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能达到西德的78%左右。

　　时代周报：作为政治家，东德20年转型中最让您自豪的事情是什么?

　　伯默尔：我推动了东德的顺利转型。

　　时代周报：没有出现动荡?

　　伯默尔：总有人不满意，总有人希望多挣点钱，但这不只是德国人的问题，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这问题。德东地区基本上是民主的、稳定的，因为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民主政府。

　　(黄礼登先生为本文采访提供翻译，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