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涛
大通证券
执业证书编号：S017021008000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关键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同时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１００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从世界范围来看，17世纪以来的经济史表明，以社会资源开放、自由平等竞争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可靠机制，中国不可能背离这个规律。从这个角度上讲，逐步弱化政府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权力，加大市场化和社会化改革的力度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一条不归之路。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有关“中国模式”（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提法一度甚嚣尘上。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体制下的转轨国家，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具有天然的便利性。“中国模式论”为行政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基础。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由于法治环境尚未形成，各级政府官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直接对企业频繁干预。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的“限价”、“限购”行为越来越多。
　　政府与市场作用再思考：第一，企业和市场仍是经济转型主体；第二，政府应推进市场制度创新，加强风险监管；第三，完善市场信息和准入规则，维护竞争秩序；第四，大幅减少微观干预，强化公益性规制；第五，慎用部门性产业政策，加强普适性政策；
　　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事实上，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增长特征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政策空间的解放而大大释放出来，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经成为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太大，而且相当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具有行政赋予的权力，妨碍了市场的有效性作用。
　　经济改革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经济改革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即结构层面、体制层面和政策层面。政策层面的改革最为容易。政策因素尽管仍然重要，也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其对经济增长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在下滑。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依靠经济结构的平衡。但是，经济结构的平衡需要很长的时间。用政策手段来调整经济结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必须把重点转移到体制的改革上。在中国的环境中，体制的改革包括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面。通过体制改革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从长远看，会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仅可以造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能造就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治理结构。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问题。
　　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和股市释放最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