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企业主苦恼的不仅是税负重，更对征税弹性大与行政事业性收费混乱感到愤愤不平。

　　2010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曾撰文阐述“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他表示：“宏观税负是广受多项条件影响的矛盾体，需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不能简单地评论税负水平孰高孰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宏观税负不仅有上升的需要，也有提升的空间。如果政府收入不能满足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必需的支出，或者税收收入增长无法保证公共财政政策的连续性，政府只能要么通过发债等方式筹措资金，要么削减预算开支。”

　　然而，与官方完全是另一种声音的是，在《浙商》杂志的调查中发现，多数企业和专家认为，中国的税费太重，而税重之外，各项收费也很乱。

　　百项收费取消每年仅少缴60元

　　杭州B公司的财务小孙向老板林刚汇报之前，自己就有些愤慨，她还担心林总当场骂人。一笔按照去年同期社保人数规模自动扣除的“残疾人就业基金”费用，从公司知道的时候开始，就只有一张邮寄来的打印版发票。

　　林刚不乐意。他的汽车喇叭代工厂创办于2008年6月，企业规模中等偏小，有300名员工，但盈利微薄。他讨厌飞来横费，尽管他个人一贯热心慈善，上大学时就曾向希望工程捐过自己一年勤工俭学赚到的两千元。

　　政府“乱”收费、原材料上涨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林刚的生意激情和经营斗志。

　　2009年1月1日，全国统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当年底，林刚问小孙，减免前后的差别大吗？小孙有算过：比2008年少付了60元。

　　然后是房产税烦恼。2010年底，林刚从出租厂房搬离，他们自购自建了新厂房，发现每年应缴房产税是同行C公司的5倍。C公司厂房用地购于六年前，不仅房价低，政府还有大量优惠措施；2010年地价高企，这个原值比例换算的房产税让林刚又着实心疼了一把。

　　很多人认为企业老板有钱，林刚苦笑以对，“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还不到中产阶级呢！”

　　2011年底，经济学家谢国忠公开呼吁：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来提高效率。减税目标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各降低五分之一来实现。如增值税降低五分之一，将会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到13.5%。

　　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削减后，并不会明显影响财政收入。个税收入在2011年前九个月里只占中国财政总收入的7%。但是，这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影响，对各地的高收入人群有很大吸引力，将会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和国际地位。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各减少五分之一，将肯定能够刺激消费。消费增长额很可能会超过减税额。

　　罚你没商量

　　67岁的李山现在每晚必看国际、国内新闻，次日白天就跟女婿胡汉、外甥赵亚洲讨论相关话题。

　　他是浙江瑞安一家家族企业H公司的联合创始人。5年前，他开始放权把所有产业交付外甥及女儿、女婿。该公司常年生产、加工圣诞工艺礼品，主要承接欧美客户订单。

　　2011年7月某日，成都税务稽查工作组在瑞安市相关部门的配合下，找到了包括H公司在内的32家涉嫌购买虚假增值税发票的瑞安企业。H被处以300万元的罚款，这是票面价的6倍。据传H公司财务人员在老总默许下，用2万元分五次向成都某公司买到了面额总值50万元的虚开发票。

　　李山来回奔波，去找当年熟悉的相关政府、工商界老领导，希望能宽大处理，并自我检讨称这是因为年轻人一时不懂，……但是求情告软、哭穷辩解，所有沟通一律无效，无奈之下，只好七拼八凑——包括卖掉一辆丰田车，终于把罚款的窟窿填满了。

　　“这是企业两年的全部利润呀！我们心如刀绞！”李山痛惜，“但必须缴啊，他们不同意减额，我们就要主动尽快去缴，否则拿不到公司出口退税的半分钱，那些钱全从他们账上过，那就只剩下关门大吉了。”

　　从那以后，李山就成了自封的公司特约政经观察员，每天琢磨政经形势。

　　H是家小企业，年产值1500万元左右，工人数量忙时有200人，淡季则不到50人，但基本解决了厂区所在农村70%农民的家庭收入问题。巨大的本土社会价值和乡亲拥护，是李山经营H的重要推动力。

　　关于企业经营状况和税负，赵亚洲也有个比喻：一帮人，男女老少的家庭，用瓶瓶罐罐到处盛来的山水、溪水，都装到家里的大水缸。而政府一上来就是标准大口径自来水管外接，也不管你缸里水多水少，也不怕水若见底，里面那些预备过年招待或自用的鲤鱼、年糕都要坏掉。

　　赵亚洲们苦恼、害怕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相对税赋重，更重要的是担心企业持续经营的脆弱，再就是对有关部门选择性执法的心中不平。

　　当地一位财政局工作人员曾私下向《浙商》记者透露，赵亚洲所说的那类获得某种庇护的大企业，他们的财务流水化操作假账，全国各地营销公司及网点共数百财务人员参与，有关部门却视而不见。若说财务操作内部规范性，这些大企业也未见得比中小企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