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成都商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9月28日 09:42 |
作者： |
付克友 |
| |
福布斯“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的报道近日引起了舆论关注，“我国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10万亿元”这样的消息又来火上浇油。但是在民间和官方之间，甚至在学界内部，对于我国税负重不重，是不是“国富民穷”，却似乎成了一个哥德巴赫猜想般的难解之谜。一边有税负过重的许多理由，另一方就总能举出同样多的税负不重的理由。人民日报发文称“中国宏观税负低”，身为国务院参事的学者刘桓则认为“国富民穷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否定掉”。
但是把这样的争论放在一边，人民日报与福布斯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对当前税负水平最感到不合理”。这也成为官方、民间以及学者各个方面难得的一个共识。而就是这样一个共识，它发出了一个值得警醒的重要信号。
说它是个信号，并不是要纠缠于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这样的税负最痛苦人群，是否由税负沉重引致这一问题；而是想说明，这些税负最痛苦人群将带来的结果———进一步经济增长恐怕正在成为无源之水。
财政收入增速以GDP增速两倍乃至三倍的速度挺进，曾被很多人当成中国经济增长形势一片大好的表现。这其实反映了一种“以增长论证增长”的经济增长观。这种经济增长观认为，不断的投资、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技术模仿和创新等，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正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行。似乎只要继续加大投资、继续扩大经济规模、不断实施技术革新，那么经济增长也可以继续下去。税收和财政作为经济增长之果实，摘多摘少，似乎无关经济增长的宏旨。
然而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不这么看。他认为，投资、经济规模、技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仍然只是增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这样的经济组织，将在制度上做出安排以形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尽管诺斯的本意是指产权安排的重要性，但毫无疑问，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对税负最感不公平，同样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即个人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不是接近社会收益率，而是远离了社会收益率。这是一种制度层面的影响。作为理性经济人，当这种差距越大，以至于个人收益低于私人成本，那么经济活动就要受到影响，经济增长也就丧失了动力。
考虑到中低收入人群是未来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以及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他们的税负痛苦指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言而喻。
中国税负重不重，是判断减税是否应该成为政策目标的重要标准；税制结构是否合理，也是是否进行税制结构改革的重要依据。这样的问题没有答案，政策目标当然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但是，“中低收入者以及中小企业对当前税负水平最感到不合理”，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正在受到制度因素桎梏的重要信号。姑且不论税负重不重，要让经济增长更上一层楼，总得改革这些制度因素，降低这部分人群的税负痛苦指数吧。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