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减速，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全球经济在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刺激方案的推动下，虽然步入了复苏轨道，但很快又陷入了中心国家政府财政政策恶化的困境。美国财政政策空间的收紧以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成为全球经济复苏最大的风险来源。与此同时，随着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全球格局的调整，局部的利益冲突和权力纷争也日益加剧。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所导致的国家和地区动荡，使得亚太地区成为热点。争端的出现在对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提出了挑战的同时，也日益凸显了地区乃至世界战略平衡格局调整过程中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而具体到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原因，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世界意义以及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调整是其中的关键所在。而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基础都源于东亚经济在全球战略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一、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及其特点

　　2012年全球经济仍然居于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阶段，但是与以往年份相比，全球经济形势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一）前所未有的“双失灵”困境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

　　2008年全球经济的衰退是美国金融市场泡沫破灭的必然结果，而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势头的减弱则更为明显地表现为各国反危机政策效应的下降。

　　在欧元区，成员国对商业银行的危机救助，导致政府主权债务率不断攀升，引起主权债务信用危机，而这一危机反过来会进一步恶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而引起新一轮的银行危机。如此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使得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发酵，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来源。

　　在美国，在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尽管经济增长步入了复苏轨道，但是失业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相反还呈现出了失业现象长期化的趋势，而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采取的进一步刺激手段却遇到了国债上限的制约。

　　同样，2012年日本经济虽然增速尚可，但是从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季度波动仍然较大。日本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灾后重建及消费需求拉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消失。事实上，2011年日本地震以来，日本政府已经出台和准备出台的补充预算支出总数已达22.5万亿日元。如此巨大的政府支出，并没有稳定日本国内消费和投资的增长。相反，这还限制了日本政府进一步的经济刺激空间。

　　发达国家的财政状况面临着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悬崖”挑战。在货币政策上，发达国家也同样在实施进一步扩张性政策。美联储在2012年9月出台了QE3；欧洲央行在2012年2月实施了第二轮的LTRO，9月又推出了没有规模和时间限制的OMT，它被认为是欧洲版的量化宽松型的货币政策；日本央行也在2012年9月宣布增持日本国债，释放出了10万亿日元的流动性。持续的量化宽松型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利率处于极低的水平。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非但没能确保经济步入稳定的复苏轨道。相反，进一步运用刺激手段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因此，与2008年的增长放缓相比，尽管2012年世界经济从增长速度上看并没有出现总体上的衰退，但是，从增长的动力源（600405）上看，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双失灵”困境——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二）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增长目标的冲突开始凸显

　　在经历金融危机的四年之后，人们逐渐在危机的原因认识上形成共识，认为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的储蓄过剩所带来的利率下降，以及消费领域美国居民需求的过度累计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各国在采用经济刺激政策，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性被不断加以强调。但是，在过去的20年中，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中心国家的“大缓和”现象，还是外围国家的增长“奇迹”，全球经济失衡均是其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因此，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增长模式，就一国国内的宏观政策而言，必然与反危机政策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冲突。

　　从国别间再平衡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二者之间理论上的潜在冲突在2012年已经转化为现实的冲突。从当前的经济政策实践来看，在危机后各种再平衡手段的实施过程中，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略有改善。美国经常性账户的逆差占GDP的比例已从2006年的6%减少到2012年的3.1%。以中国为代表的顺差国的经常性账户与GDP的比例也都有所下降。亚洲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作为整体，经常性账户的顺差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最高值6.6%，下降到了2012年的0.9%。但是，在贸易失衡程度降低的过程中，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放缓。

　　（三）从贸易保护延伸到经济安全的保护

　　2008年危机之后，“以邻为壑”的对外经济政策依然延续至2012年。但在2012年，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延伸到对国民经济安全的保护。

　　2010年以来，美国打着经济安全的旗号，实行投资保护主义。为了支持国内制造业的复兴，美国频繁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外来投资设置各种障碍。一度不受人关注的机构——海外投资审查委员会，在奥巴马政府任内显得格外活跃。通过这些措施，美国一方面对国内相关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国内高科技技术的对外流失。

　　2012年全球经济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保护主义的倾向。即，在发达经济体的“双失灵”现象以及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世界经济增长目标相互冲突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外溢效应，采取一些应对策略。这种应对策略，在宏观层面通常表现为政府对金融开放程度以及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态度会越发谨慎；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对传统产业投资的支持力度下降，而对新兴行业的研发扶植政策又缺乏信心。

　　（四）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出现内生性下滑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国内需求的下降以及外部融资环境的恶化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2012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不能完全由发达国家消费需求的下降和外部融资的条件恶化来解释。这是因为：

　　（1）面对外部需求冲击，一些长期拥有贸易顺差的外围国家，是通过国内的财政刺激或产业结构的升级来替代外部需求，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势头。这种政策在2008年危机的初期阶段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新兴经济的总体增长业绩好于发达国家经济体。但在同样的外部需求不振的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总体出现了经济增长势头的下滑。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第一，发展中国家财政刺激的效应也是有限的；第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过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不仅失去了以往的经济增长动力，同时也失去了投资的方向，经济增长停滞出现了内生性特征。

　　（2）在新兴市场体之间，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也出现了差异。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原来的贫穷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进入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富裕国家的转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个不同阶段中，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有差异的，宏观经济目标也会由总量目标向质量目标转移。俄罗斯的经济下滑则与石油价格的下降有关，拉美一些国家增长面临的问题则与中国经济增速的调整有关。

　　（3）2012年，全球并没有出现IMF曾经预测的流动性紧缩的现象，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仍然处于极低的水平。但是，全球的资本流动特别是FDI却出现了异常变动，追求高收益的国际资本并没有向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涌入新兴工业经济体。这同样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出现了内生的不确定性的变动。

　　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意在何方

　　全球格局调整所导致的国家和地区动荡，在2012年一个重要变化在于亚太地区继中东和北非之后成为了全球热点。究其缘由，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变化主要缘于两大因素：其一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所产生的世界意义；其二是美国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调整。

　　（一）中国经济崛起的世界意义及现实表现

　　中国经济崛起的实际含义是指中国经济的总量在2010年跃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产值在世界的占比达到19.8%，超过美国的19.4%，首次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

　　首先，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从总量崛起的过程来看，它必然会对原有的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产生直接的影响，从图1反映出的情况来看，在2005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与美国经济规模的下降相伴随，这说明在步入新世纪（002280）之后，利益的冲突开始出现，并且在2008年之后不断加大。这实际上从经济层面解释了为什么在2000年之后，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越来越大，遏制中国崛起的动力越来越强。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2005年前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减弱，外围国家赶超的过程中，容易与先发国家产生利益冲突。

　　其次，就中国经济总量赶超日本的过程而言，与日本经济总量超过欧洲强国不同，由于中国与欧美强国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在全球经济大国的行列中，欧美世界并不认同中国的市场经济身份。

　　第三，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分工格局的结果。因此，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与中心国家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发展。这种依存关系的存在，使得如果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中断，都会使彼此之间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失。从这个意义上看，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实施遏制中国的国际战略，并不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