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栏讨论政府债务问题，要点是希望对政府“负债多少”有确切的了解。昨天上午在北京碰到一位财政领域的老领导，又问他这个问题，比如乡镇债务的数量有多少已经反映在县级政府负债数字中，有多少还没有反映。

　　按财政部门口径，各地从2006年起推进“乡财县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实行“乡财县管”的乡镇有2.93万个，约占乡镇总数的86%。但也有研究指出，不少乡镇负债是通过镇办企业去借，这些数字反映不到县级的负债中。

　　老领导就地方负债谈了四点看法：一是按审计署调查，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这个数字不会完全准确，但即使负债15万亿，相对西方经济体来说，政府总体负债水平不高，何况政府资产很多，足以覆盖负债，不必过于担心；二是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很高的情况下，由中央控制不让地方发债，至少目前来看利大于弊；三是过去几十年，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信贷扩张得很厉害，金融风险大于财政风险；四是一些地方的财政风险到了“临界点”。地方是要投资基础设施，但也不是多多益善，投得越多、越大、越早，就越好，现在有点失控。一些地方的投资泡沫已经累积很大，难保哪天就会破。

　　“现在应该是政府要过紧日子的时候了。”他最后说。

　　晚上遇到广东一位学者，正在做乡镇调查，举出不少实例说明某些镇的财政危机，有的可谓“破产财政”。一个原因是当地过快调整产业结构，抽离原有产业生态，旧产业移走，税源没了，新产业又长不出来，满镇凋敝，酒店空空。有的乡镇连干部工资和办公电话费都经常拖欠，而变卖资产、出让土地的空间越来越小，为维持运作甚至要向包工头借高利贷，喝多少杯酒借多少钱。有的镇领导春节不敢在家里，怕债主来讨债。

　　多年的财政收入高增长趋势很难延续了，那么高增长背景下的支出习惯如大手大脚、大干快上、超前投入、反复举债、过多承诺、过度补贴，也该放弃了。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切实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总是抱着对未来一厢情愿的乐观，自负地展开短期行为驱动的“政绩锦标赛”，一定要摔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