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时代周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6月07日 15:37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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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评作者羽戈看来，5月26日不仅是过去一周中的关键节点，甚至可能是整个2011年最重要的一天，为后世所铭记。（5月28日《新快报》）
是日有三大新闻：金正日访问北京，李承鹏、夏商等在微博公告，有意参选地方人大代表，江西抚州发生连环爆炸案。
金正日访华引悬念不断
26日晚上，媒体主编们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起标题了（不必再加上“据日韩报道”这样的前置）—新华社在央视新闻联播开始前发出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来华的通稿，以及胡锦涛与其握手会谈的图片，并正式公告那个其实早已众人皆知的秘密：“金正日5月20日至26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并在北京、黑龙江、吉林、江苏参观考察。”不过，根据《环球时报》的说法，这则迟来的通稿已经算是“提前宣布”，“在金正日没有返回朝鲜之前宣布这个消息，多年来还是第一次。”媒体们在引用央视画面、制作金正日七天行程图的同时，也从官方通稿中揣测各自心中的重点，比如“密集考察经济”、“把改善民生作为头等大事、最高目标”、“把友谊接力棒一代一代传下去”，或者“主张尽快重启六方会谈”。拥有尺度优势的凤凰网不仅推荐《中朝合作开发罗先地区通道项目将开工》，还转发凤凰卫视那段点评：“中国是金正日掌握世界先进经济的唯一窗口。”
自荐选代表从微博出发
对那些已经疲倦于讨论金正日来华目的的网民来说，他们更兴奋于一群微博名人的竞选声明。
“要选票不要炸弹”—正是抚州拆迁户钱明奇身携炸药的这一天，继李承鹏和夏商早前各自宣布在成都和上海参选人大代表后，又有杭州梁永春和北京吴丹红、姚博（网名五岳散人）等同样发表参选声明，“为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尽绵薄之力”。这些尝到意见领袖滋味的先行者正期待着迈出“历史一小步”，对他们来说，显然更赞同这种社会运动方式。
连续有三家媒体发社论、社评对此进行大讨论。《21世纪经济报道》周六刊出社论，将独立参选视作比“网络围观”更有意义的表达方式，赞其如同“火烛”，扩大体制视野，增强社会韧性；《南方都市报》发社论《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是良好的民主训练》，表达了对选票政治的热烈之情；而《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评，警示《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在论述了“现有体制”的谨慎态度后，这份《人民日报》畅销子报警告某些独立参选人不要突破中国政治现实的“临界点”：“越是受到微博的关注，越应注意别刻意突出自己同现行体制的对立，仅仅用这种方式拉选票，会破坏中国社会目前的运行规则。”
维权即维稳维权方维稳
是《人民日报》近期表现给了羽戈信心，让他可以憧憬同为时评作者的五岳散人参政议政前景，期待“那些沉没的声音”浮出水面。
此词亦缘自5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关注社会心态”系列评论收官之作—《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此文获得诸多门户网站、都市报、晚报等市场化媒体跟进，尤其是那句“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成为转载时热引段落。
虽然也有少数时评作者愿意更进一步，强调“回应舆论的热点要比打捞‘沉没的声音’重要”（刊于《青年时报》、《第一财经日报》等），但总体而言，中共中央机关报评论员们的这些努力获得了包括平素异议者在内的赞扬，他们称赞《人民日报》“正在回归用人民的语言为人民说话的优良传统”，期待这些措辞严厉的文章能够真正影响官场、促进吏治。
从实际效果上看，《人民日报》决策者近来对热点话题的不回避乃至主动介入，已经使得这份最高喉舌重新夺过“麦克风”，从机关办公桌走向新媒体阵地，成为中国社会议程设置中的关键力量。凤凰网专题已经试图要将其定格在接近“皇甫平”的高度上，《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周瑞金的分析是“此系列评论乃是针对当下社会矛盾频发，实为告诫地方执政者，要适当开放言论自由，倾听民众批评”。
三峡对干旱是利还是弊
一些民间意见领袖坚持认为，正是当年决策者不肯开放言论自由，听不得民众批评，才会强行上马三峡工程，以致后患无穷，今年长江中下游的旱情或是一证。
那些认为“高峡出平湖”就是诸多灾祸根源的人们从未停止在网络上呼喊，但通过正式媒体表达的专家分析，几乎都在否认“三峡诱发干旱论”。根据新华社5月25日发布稿件，三峡工程主要设计者郑守仁院士批评“一遇到极端气候就怪罪三峡工程”的心态，他的观点“恰恰相反”：“若没有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的干旱程度将会加剧。”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则呼吁全面客观评价三峡工程。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原总经理、现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陆佑楣则有些神秘地“跑题”了，他强调“三峡总公司是个有限责任公司”。
不过，对一些不满者来说，他们认为三峡工程的最大教训还不是生态影响，而是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不民主。《21世纪经济报道》24日刊出《20年前的论战闪回，拒签三峡论证书的人》，25日又发时评呼吁“三峡后续规划应推进决策民主化”：“任何国家的公共决策，在任何的公共项目上，都会遇到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公开、透明的科学化、民主化决策过程之后，得出的决策结果，可能和没有经过这一过程的决策结果相同，比如，三峡工程项目经过全民公开大讨论的话，可能仍然会得到认可、并如期进行投资，因为这一工程确实有许多正面效应。”
个税起征点3000元太低？
另一个争得不可开交的话题是个税。5月31日晨间，五大门户已在预告，“个税调整征求意见将在今日结束，已收到超23万条”。各类利益群体通过各自渠道表达意见，试图游说决策于己有利，那些希望个税起征点调至原拟3000元以上者更是得以在市场化媒体上反复发言。
“有的认为‘起征点’调到3000元还是太低，有的认为对高收入者的征税还不够，也有人认为税率应当大调整，实行单一税率”—5月23日，《人民日报》终以《众口难调怎么看？》一文介入论争。报道在列举了不同收入人群的不同期待后，国税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刘佐强调：“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同，对缴税多少的感受也不同。确定减除费用标准，不能跟着人们的‘感觉’走，必须要以客观数据作为依据和支撑。”在宣告按3000元起征后，88%的工薪阶层都无须再缴个税后，刘所长反问：“这样的调整力度，难道还不够大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堪称反对原定个税草案的“高分贝”代表人物，他和刘佐们的辩论已是旷日持久。李稻葵在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节目中与贾康公开辩论，这位央行顾问将现行税制批作“简陋，脱节，一个没有经过仔细思考的，甚至于没有经过基本思考的一个税制”，进而重申：“个税税制框架30年未变，眼下的中国，用个税这种手段来调整收入差距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前草案中采用的个税征收办法不能起到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的作用，反而成了工资税。”
作者系《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复眼网舆情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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