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之于一个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对21世纪的中国而言,人口政策的重点毋宁应更多地放在营养、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及这些资源在区域平衡的配置上。人口政策是需要与时俱进的。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经济与社会涵义。

　　文/石齐平

　　中国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人口近13.4亿;城镇人口比例已接近50%;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七成,但在“十二五”期间将掉头向下,60岁以上老龄人口比重已达13%,将持续上升。

　　关注或观察一个国家,如果是短期,一二年或三五年,你完全可以忽略掉人口因素,因为人口无论是总量或结构,短期内变化不大。但如果是中、长期,10年、20年或30年、50年,那就完全不能忽略人口这个因素了。

　　美国在二战之后,从一个一般的大国发展到强国,再从两级强权到超级霸权,为时不过一甲子光阴。其中各种软实力、硬实力等等自然不在话下,但不能忽略还有一个青壮化的优势。一个处于青壮化阶段的国家,可以同时享有供给面(有活力、冲劲、创新,肯冒风险)及需求面(有购买力、有内需)两种优势。美国战后有约20年左右高出生率下的婴儿潮(约8000万人,占全美人口1/4以上),在1965年之后开始进入社会,美国进入青壮期,整个社会蓬勃而有活力。从去年(2010年)开始,婴儿潮人口开始步入老年,每天8000人退休,正式进入老龄社会。

　　美国之后是日本,1960到1990年,是青壮时期,生龙活虎,缔造了“日本第一”。1991年大泡沫破灭,一沉不起,迄今20年矣,原因固不止一端,但老龄化肯定是个关键因素。日本目前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1.3亿人口24%,是所有发达国中最多的国家。

　　跟在日本之后的是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自1970到2000年,这30年间,也是生龙活虎,但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先后步入老龄社会。中国台湾由于“少子化”情况严重,尤其明显。新加坡则大胆采用优质人口“进口”(移民)政策来化解老龄化压力。

　　四小龙之后,紧跟着的即是中国大陆了。从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10年,也是30年的青壮化时期,3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9.8%,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两个“人口红利”:(1)一胎化政策,使所有父母抚育成本大幅降低;(2)整个社会还未进入到像日本一样的老龄社会,安养成本尚未大幅提高。这就好比赛跑时卸掉了两个包袱,跑得焉能不快。

　　然而也正由于30年来的一胎化政策,相关政策的副作用近年来也开始浮现出来了。从这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看到:(1)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十二五”期间内达到高峰后即将掉头下降,换言之,中国即将开始进入老龄社会;(2)一胎化政策也导致男女性别的明显失衡,在某个阶段将有数以千万计的适婚男性择偶困难;(3)家庭组织亦因一胎化政策受到扭曲而异化,从而对孩子性格之形成产生连社会学家都难以确知的影响……

　　鉴于各国和地区的经验,从欧美到日本到四小龙无一例外,当政府开始警惕到出生率下降,决定改采奖励生育政策时,都为时已晚,政策效果几乎为零。这些前车之鉴应该可以给我们一种提醒,人口政策是不是到了该与时俱进、改弦易辙的时候了。

　　更何况一胎化政策开始就可能存在着一些误区。1979年一胎化政策酝酿成形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时代的开始,当时8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未能解决,因此很容易在逻辑上得到一个必须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推论政策。但事实上,在邓小平推动改革之后,才几年,农业生产力与农村积极性就被调动起来,1986年左右基本已解决吃饱饭问题了。可见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好的体制,而不是严格的生育管制。

　　人口政策之于一个国家是不可或缺的。对21世纪的中国而言,人口政策的重点毋宁应更多地放在营养、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及这些资源在区域平衡的配置上。再强调一次,人口政策是需要与时俱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