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1年02月17日 07:14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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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北京出台楼市调控15条细则，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条，是外地人购房须提供五年纳税证明。这是北京出台限制外地人购车条款之后，又一个限制性的举措。
面对接连出台的公共政策，一些“北漂”青年感觉很受伤。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但实实在在地成为身在京城的异乡人。一个接一个的限制性举措，对不少身居北京的“外地人”来说，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又多几分阻隔。
其实，不独北京，从最近全国各地出台的不少公共政策来看，特别是在调控楼市与治堵方面，限制性措施颇为常见。以严厉的“限外”举措来抑制需求，成为不少地方主事者倾向选择的政策路径。
诚然，政策制定者有许多无奈之处。特别是在东部大都会中，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压力越来越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约束。一些限制性细则的出现，也确实是不得已的产物。
不过，也要看到的是，种种“限外”举措，表明相关政府部门为了达成某一政策目标，一味朝向单一目标行进，没能顾及应当看重的价值与理念。这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出现。
解决交通拥堵也好，抑制高企的房价也罢，都是长年积累下来的大难题。但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不能因为要解决的题目难，就试图走捷径，或将政策制定过程简单化、粗糙化。借助限制性的政策，固然有操作简便的好处，却偏离了户籍改革方向，并造成部分纳税人义务与权利的背离。
以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来说，人们知道，调控当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行政手段用得太多，很容易出现副作用很大的问题。在2010年所谓“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篮子中，包括了“限购令”――这一政策一度引来不少不同意见。其缘由，就是“限”字刺激了一些观察者的神经。
如果说，“限购”政策是楼市调控进入到某一阶段的无奈选择，尚可以理解也应予理解的话，“限外”措施的社会理解度就相对弱些。“限购”政策针对的是所有人群，而“限外”却是将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强行分开。户籍，依旧捆绑了户籍人口的特许权。
从方向上说，户籍改革的目标与路径指向对户籍含金量的降低，并通过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消除公共服务的城乡差距，来真正实现公民在国家范围的正常流动权利，这是一个开放社会最基础的条件之一。人口自由迁徙作为美好的社会目标，需要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方能实现。简言之，户籍改革是要解除户籍与种种福利的捆绑。而“限外”的举措，不是帮助松绑，而是将户籍与福利重新捆绑在一起，人为地增加了户籍的含金量。
同时，“限外”政策事实上也导致了部分纳税人义务与权利的背离。“外地人”购车买房均需要5年纳税证明才行，是不是意味着唯有纳税5年以上，才能与户籍人口做到同税同权呢？需要有5年纳税证明才行，对于外地户籍纳税人来说，是不是前四年的纳税贡献只能是一种高风亮节呢？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曾专门就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发布公告，这是政府重视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的体现。看起来，如何在具体的公共政策中体现这一原则，仍是一个现实课题。
进一步说，即使是那些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低收入群体，没有资格或条件作纳税贡献，但不能说他们就对城市发展没有贡献。一个城市的良性运转，断然不能缺少广大的生活在基层的低收入群体。无论他们有没有购买力（这是另一个问题），“一刀切”地抹掉他们的购买权利，总是一件让人感觉不愉悦的事情。
因此，“限外”措施存在问题，值得反思。治理交通拥堵与楼市调控均属不易之事，政府要做的，是在困境当中寻找突破口。我们认为，如果地方政府不得已要采取此措施，也应秉持暂时性的原则，避免衍生出来的问题持久化。
当然，从地方政府的“限外”举措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城市病”的痛楚。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等，均是“大城市病”的种种病灶。治理拥堵与调控楼市，某种意义上也是由“大城市病”倒逼出来的政府行为。由此，整个社会要在关注“限外”措施负外部性的同时，更要重视如何在系统的意义上治疗“大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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