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缓解北京交通拥堵，方便广大市民出行，北京市治理交通拥堵综合措施开始征求民意。其中涵盖完善规划、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加快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承载能力，加大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力度，改善自行车步行交通系统和驻车换乘条件，进一步加强机动车管理，提高交通管理和运输服务水平等内容。

　　的确，从这次北京的治堵方案内容讲，其中，未来五年内公车零增长、校车班车走公交道、地铁缩短发车间隔及单双号限行等措施，如果能够得到实行，结果肯定对缓解北京交通拥堵会有一定积极作用。不过同时笔者也认为，作为一个涉及城市方方面面利益、且有相当社会公共含意的交通治堵方案，有关公车率先示范的内容理当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以公车所有的社会影响讲，众所周知，作为由纳税人承担费用的公务用车，可以说其数量与花费的多少，一方面，不但有关国民的负担轻重，而且往往还是国民用来评介行政管理部门是否珍惜民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另一方面，由行政行为本身所有对社会影响度所决定，任何的行政决定对社会还会产生相应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对此具体就以北京的这次治堵方案来说，虽在某种意义上，其中五年内公车零增长的预案固然是一种不错的行政态度。同时人们从中也不难读出的是，也至少在北京治堵方案设计部门心中，事实上是认为目前北京所有的700多万辆公车数量是合理的，也是不用限制的。而应该限制的是不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社会车辆。那这，将会在社会产生怎样的引导、示范影响？其中理由又有哪些？这理应该是北京相关部门应该思考，并应向社会公众作出说明的公共事项。

　　其次以北京治堵的示范影响看，或许不用怀疑，北京作为一个首善之都，其这次治堵方案本身所有的设计思路，实际上不但有关公共道路交通资源的调整，而且行政管理部门自身作为治堵方案的设计方及实施主导人，方案背后还应该有的是一种公权部门自己与社会公共与公众利益关系认识的映射。所以就此而言，如果相关部门能有像北京奥运期间那样的“公车封存”管理思路，将公车也一并纳入这次的治堵方案之中。那结果将不但有利于展现公权部门与同甘共苦的形象体现，并且同时也能在社会、也为其他国内城市治堵方案作出一种积极的行政引导及示范作用。而这显而易见，同样也理当是北京治堵方案设计部门需要反思的一个公共命题。

　　所以笔者认为，无论以行政行为的社会影响，还是以行政所有的社会示范引导影响讲，将公车治理纳入北京城市交通治堵方案之中，也许应该是方案本身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