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部在2009年11月针对商品住宅用地的单宗地出让面积给出明确上限，要求大城市不能超过20公顷（约300亩）。天津“新地王”面积显然比国土部规定的上限高6倍多，这是在明目张胆对抗国家政令。天津“新地王”与福州“准地王”是否有同样的下场——被国土部紧急叫停？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国土部紧急出拳，天津有关方面必然进行辩解，理由是，这是11块土地不是1块土地，每个地块面积均小于300亩，既不算“地王”，更不涉及违规，只不过被一家企业整体买走而已。不知国土部如何应对这样的辩解？我的观点是，国土部理应先紧急叫停天津“新地王”，再来反思制度漏洞。

　　显然，天津有关方面之所以敢于出让“新地王”，就在于能钻政策漏洞、打“擦边球”。早在去年国土部出台单宗土地出让面积上限规定之时，我就曾撰文指出这一政策有多个漏洞，其中一个漏洞就是现在在天津出现的这种情况。让人失望的是，未见国土部修补政策漏洞。在我看来，国土部若不及时叫停天津“新地王”并修补制度漏洞，还会有更多政策挑战者来效仿这样的做法。

　　从去年底至今，中央推出的一系列楼市调控政策，无论是土地政策还是信贷政策，其严厉程度都可堪称史无前例。但正如观察家们所预料的那样，这一轮楼市调控仍然摆脱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国情。过去楼市调控之所以变“空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因为遭遇各种对策阻击。

　　这一轮宏观调控，除了土地政策遭遇对策阻击之外，信贷、税收等宏观政策同样遭遇各种阻击。比如说信贷政策，将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大幅提高，部分城市暂停发放第三套房贷，但据媒体调查，房屋中介会根据买家和房源的情况，推荐用他人姓名买房的“土办法”、利用公积金贷款的政策空档、求助于中小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办法来应对信贷政策，甚至有些银行把房贷改成消费贷款发给客户；而有些炒房客则使出了假离婚、拿农民工身份证炒房等等怪招。这等于让中央的调控重拳打在了棉花上——调控效果打折扣不说，还浪费了不少行政资源。

　　楼市调控政策频遭对策，在我看来原因不外乎三点：其一，政策有漏洞，给了对策出台的机会。土地、信贷等政策，貌似异常严厉，实则漏洞百出。虽然说没有完美的政策，但不完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现了漏洞而不及时修补。现实情况是，对每一项政策，观察家们都指出了漏洞，但是，修补的行动少之又少。

　　其二，对策频出是因为存在暴利空间。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炒房客，敢于在调控最敏感时期谋划对策，是因为对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存在巨大的暴利空间；对炒房客来说，炒房同样存在巨大暴利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就阐述过“暴利”与铤而走险、犯罪之间的关系。

　　其三，现实土壤存在对策运作的空间。事实上，每一轮楼市调控都是在与强大的利益集团进行博弈。有关方面需要认识到，中国楼市存在一个由开发商、中介商、投机商、地方政府、行业组织以及学术机构等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既有人出谋划策，又有人为对策实施提供保护伞，如此，对策就有了运作空间。

　　有俗话说，“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眼睛。”我以为，只要有关监管部门能当一个好“猎人”，再狡猾的对策也总有应对之法，现在关键问题是有关监管部门愿意不愿意当一个真正的好“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