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４月汇丰制造业ＰＭＩ终值４８．９，预期４９．４，创２０１４年４月以来新低。而５月４日国家信息中心宏观形势组也分析称，“二季度中国ＧＤＰ增速将继续放缓至６．８％，应加大稳增长力度”。既有经济动力，又有下行压力，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现状。
    同样在５月４日，一场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与政策的讨论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举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宋国青、黄益平，以及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发表了演讲。朗润格政的观点较为一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在扩张，但实际上扩张的程度不够，甚至还在紧缩。在经济增长不断减速的过程中，宏观审慎政策和宏观政治经济政策要区分开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更积极一些。中长期能支持经济回升的是培育出有竞争力的新支柱型产业。
政府有稳增长责任
    从２０１０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滑，２０１５年一季度增速只有７％。“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滑，首当其冲会影响到失业率。事实上，企业离职率已经不好了。”林毅夫称，今年政府提出经济增长目标是７．０％左右，应该在工作中力争超过目标，也就是６．６％加上０．５％就是７．１％。整个“十三五”时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应定在７．０％左右。
    他对于经济下滑判断“更多的还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因此“政府就应该有稳增长的责任”。林毅夫认为，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发展的空间很大。政府的财政赤字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较低，只有不到５０％，发达国家普遍超过１００％。去年财政部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民间的储蓄也很高，占世界的５０％，外汇储备近３．８万亿元，这点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应采取一些反周期措施，但其受限于政府的干预手段。”
    在他看来，除了财政政策有空间，即使今年有两次降准，货币政策的空间也很大，“准备金率今年达到１８．５％”。当这些政策空间用起来以后，应该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投资以后创造了需求，创造了增长，也创造了就业。投资和消费增加的话，保持７％左右的增长，力争达到７％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
    黄益平也认为，宏观政策要支持经济增长，目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张的程度不够，甚至还在紧缩。比如实际利率在上升，对企业的融资成本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这是为什么？因为利率下降的速度跟不上通胀下降的速度。财政政策也是一样，看起来财政赤字占ＧＤＰ的比重在增加，所以是扩张型的财政政策，但事实上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控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土地出让金减少，实际上财政政策是在收缩的。“经济增长可以减速，但宏观政策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也导致了现在增长速度的下行？”
    他认为目前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去产能的问题、去泡沫的问题、去杠杆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到解决，经济结构才能转型。“财政和货币政策负责宏观经济稳定，宏观审慎政策来稳定金融问题，这两个之间其实应该分工，不应该简单混在一起，不然哪个都做不好。”黄益平认为，经济什么时候能触底回升，短期要依靠更加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中长期来看核心的能支持经济回升的，是经济当中能不能培育出有竞争力的新支柱型产业。
    “我们看到很多新产业，包括网购、快递、廉价手机、机械装备、建筑基建，有很多产业做得好，但总体来看，很多行业才刚刚开始，其不足以支撑经济的增长。现在不知道新的能引导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在什么地方。全国的创业、创新都在不断推进，未来怎样把产业结构调整和宏观经济稳定结合起来，对于学者、官员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黄益平说。
    林毅夫表示，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专门有一章来讨论，经济下滑的时候，是做基础设施最好的时候。“其实这是中国的经验。”
防止经济失稳风险
    “中国经济不是减速的风险，更多是经济失稳的风险。”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分析，一季度的克强指数下滑到２％的水平，是前两次危机之后的低点，一次是１９９８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次是２００８年的次贷危机。比经济增速更严重的是产能利用率，如果这个指标下来，意味着企业开工不足，到一定程度的话，企业倒闭的风险就很大。
    他从就业数据分析外出农民工的同比增长，“这个数据最开始是２０１０年，到现在为止是同比减少，给就业稳定敲响了警钟”。从外部环境来看，美国、欧洲、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从去年末到今年初，总体景气程度在下滑，反映到我们是出口减速。制造业投资从２０１２年开始就处在持续减速的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稳增长的担子只能放在基建投资上。但今年的投资不乐观，广义的政府融资，包括地方政府一些非政府渠道的投资，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会受到明显约束。
    在徐高看来，怎么把大量的储蓄转换为需求是核心问题。未来还是需要投资来稳定经济增长，而储蓄存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对应的是储蓄要花掉，从储蓄者转到投资者的手里，要么是股权，要么就是债权，如果通过债权转移为投资，必然会导致杠杆压力持续上涨，因为股权的风险很高。最后均衡的结果可能是，债权方向是主要融资渠道。
    林毅夫在谈到融资时表示，在股票市场融资的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大企业或是在二板三板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但数量非常少。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规模不能上市。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发展需要资金，必然需要银行贷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股票市场为主的发展模式，一种是德国、日本以银行为主的发展模式。股权融资进入的成本非常高，中小企业是不行的，其实还是银行融资。“我们要改的是能给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政府也基本上认识到这一点，但过去迈出的步伐较少。如果中小企业得到融资较多，发展就会更好，即使高杠杆率，也没关系。”
    最近中国股市较为繁荣，但受政策的影响波动较大。宋国青表示，有人可能认为股市繁荣损害了实体经济。我们对股市应该顺其自然。我们既然搞市场经济，就要尽量尊重市场、尊重市场的参与人，政府不要太多去关注这些问题。当然政府有一些信息可能对评估股票价格有用，但还是要加上正面的信息。
    对于未来的政策，徐高认为，“政策没有十全十美的，什么都想要，往往什么也要不了。财政政策应有实质性的积极，要以财政本身风险的上升，来降低全社会的风险。而现在是相反的，财政风险把责任扔给了社会，增加了全社会的风险。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需要与实体经济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