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主任吴忠民:以法治确保社会公正
    [ 法治社会所具有的公正合理的法律体系，可以使市场经济得以规范化有序化，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章可循，使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得以切实维护，从而最终有效地化解种种社会矛盾，确保社会得以安全运行
    今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并从统一市场、社会公平正义等6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
    如何理解公平正义？又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存在的公平正义问题？它又应当如何实现？日前，《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副主任吴忠民。
    社会公正的两个价值取向
    第一财经日报：我们看到，一方面人们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而另一方面，社会各个层面依然存在着众多不公正的现象，某些领域还有加剧的倾向。这种矛盾越来越尖锐，你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呢？
    吴忠民：的确，在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远远超出社会治安层面的问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社会矛盾的产生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围绕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面积大幅度调整，客观上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社会矛盾。同时，在保障社会公正方面，由于历史欠账过多，以及政府有些做法还不到位等种种原因，结果导致许多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出现恶化。
    日报：具体来说，您认为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导致影响了社会公正的实现？
    吴忠民：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社会公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有两个基本价值取向，缺一不可。第一是强调全体人们共享发展的结果；第二是强调让每个人都拥有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简单地说，第一个基本价值取向强调对全体民众的保底问题；第二个强调上不封顶，你有多大的能量就可以在社会上尽情发挥，社会给你提供充分的条件。
    如果只强调共享而忽视自由发展，公平正义就变成了绝对的平均主义。如果只强调自由发展忽略共享，那么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社会就充满矛盾。第一个价值取向的功能在于整合整个社会，第二个的功能在于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只有这两个价值取向都完备，整个社会才是团结的，并且是有活力的。
    从这几年中国的发展看，在共享发展结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还没出现根本性的好转。在自由发展上做得还不够。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推动的力度变弱。民营企业缴税太高，不堪重负。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发展的真正动力取决于民营企业的活力，这一点是没有例外的。在这方面我们做得是很不够的，已经影响到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阶层固化值得警惕
    日报：不光是缴税高的问题，最近几年还出现不少案例，民营企业的利益不能依法得到保护，导致他们很没有安全感。
    吴忠民：是的，这使得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很受影响。另一个问题是，对自主创业鼓励的力度不足。以大学生就业为例，现在出现两个极端化，一方面自主创业的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报考公务员的越来越多，这说明愿意创造财富的人少了，愿意分配财富的人多了。这应该是经济缺乏动力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使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和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阻碍。
    日报：你谈到税收，在税收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公平，比如个人所得税，工薪阶层征收得很严格，而真正该纳税的人，纳税却很少。这使得税收这个原本的再分配手段，结果反而加剧了收入上的分化？
    吴忠民：是的，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工薪阶层，真正的富人反而偷漏税严重。所以总的来说，投资和财富增长的机会变狭窄了。
    更加值得关注的，社会不公的存在导致出现了穷富的代际传递，结果造成一种情况：贫困是贫困的原因，富裕是富裕的原因。富裕与个人努力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小。
    一个人是否富裕并不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而是取决于他的父母。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拼爹。所以这个值得警惕，不仅涉及面广，而涉及代与代之间，出现一种阶层的固化。你是个穷人，就很难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到富人的阶层中。
    制度正义是公正之本
    日报：对于公平正义来说，分配公正是一个重要内容。您刚才也谈到利益分配问题，您认为当前在分配领域的不公主要有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吴忠民：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国民征税征得太多，提供的投资渠道太少。比方说，现在中国普通民众主要有两个投资渠道，一个是股市，一个是楼市。股市多年来就几乎没涨，又回到原点。股市上赔的人那么多，这个钱被谁赚走了？一个是政府，通过征税；一个是企业，被企业拿走了。这就不是藏富于民了。
    再看楼市，现在房地产价格这么高，根源也是税太高，包括土地出让金。这些状况对中国的中产阶层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现在中产阶层只占总体的20%，要让它巩固下来，然后是壮大。现在这种情况连巩固都成问题了，更不用谈壮大了。一个国家真正发展的动力要靠中产阶层。不改变中产的这种生存状况，经济很难发展起来。
    日报：这种状况对整个社会带来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吴忠民：很多人都不高兴，社会就不和谐。民众对社会认同度低，矛盾就多发，所以对这些问题要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
    社会不公正的存在导致民众对社会的认同感降低，社会整合性降低，社会活力降低，消费内需的乏力。很多人都不高兴，社会就不和谐。民众对社会认同度低，矛盾就多发，所以值得忧虑，对这些问题要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那就要看个人基本权利能不能得到保护。一个简单的例子，2.6亿农民工在城市是否得到与市民同等待遇？如果一时做不到享有完全同样的机会，能不能分阶段做？3年？6年？能做到多少？要有个时间表。
    另外，我需要强调一点，公平正义是全方位的，不光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分配问题。基本的制度如果不做重要改革的话，光谈分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果制度不具有正义性的话，分配也不可能公正。
    一个简单的问题，谁在制定收入分配方案？现在是政府在制定，民众没有参与，这样就缺乏监督。所以千万不要把中国的公平正义问题放在简单的收入分配上。中国的公平正义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是制度层面的问题。
    以法治保证社会公正
    日报：这样说来，怎样做才能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吴忠民：以社会公正为依据进行基本制度和政策的安排，是应对、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途径。就大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布局而言，应当立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来进行。
    社会公正的精义是，以维护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不管这个人是富人还是贫困者，是官员还是百姓，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只要是关乎其基本权利范围内的事情，都应当得到一视同仁的维护，而不能厚此薄彼。
    而且，在解决某一社会群体所面临的不公正对待问题时，不能损害另外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只有以社会公正为依据，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成社会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从而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
    具体来说，目前迫在眉睫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民生，这是底线。第二个是法治，只有依靠法治，才能真正地一碗水端平。如果没有法治的话，只是靠拍脑袋，那就问题大了。法治能够真正超越各个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保证社会公正。
    日报：大家都赞成这样一个观点，公平正义主要来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最近几年发生的许多案件，已经动摇了公众对司法和社会公平的信心。怎样能够真正保证法治成为社会公正的保障呢？
    吴忠民：在中国现阶段，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强调法律的权威性，防止公共权力的扩张，使任何人都不能跃居法律之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是化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公正的制度保障。建设法治社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以宪法为核心、覆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体系化的法律制度；确立法律在整个社会当中的权威地位，确保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等等。
    法治社会所具有的公正合理的法律体系，可以使市场经济得以规范化有序化，使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有章可循，使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得以切实维护，从而最终有效地化解种种社会矛盾，确保社会得以安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