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当代金融家 |
发布时间： |
2011年04月13日 15:44 |
作者： |
唐双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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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唐双宁
“稳健”、“适度从紧”两种模式应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慎用“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不可采用“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除非万不得已）。今年金融企业将面临“五个压力”。全球经济不可能是L型，不可能永远在底部；不可能是U型或V型，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经济的调整，最大可能就是W型。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绎及发展规律今年“两会”期间，我提了一个《关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的提案》。为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我建议：
第一，“稳健”、“适度从紧”两种模式应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
第二，慎用“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三，中国不可采用“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除非万不得已）。
第四，建议在货币政策决策上，实行“稳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人民银行提出，国务院决定；实行“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国务院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行“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根据对过去近30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观察，中国经济是一个“波浪式经济”。其实世界经济也是如此，一定时期“波峰”变为“波谷”，一定时期“波谷”变为“波峰”。
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的“波浪式经济”是转轨期的内生型“波浪式”，大致有四次。第一次是1978年，提出建10个大庆、10个鞍钢,GDP由1976年的-1.6%上升到1978年的11.7%，出现经济过热，达到波峰。1979年被迫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宏观调控，1981年GDP回落到5.2%。
第二次是1982年，GDP开始回升，到1984年，达到15.2%。1985年，又不得不进行宏观调控，1986年GDP降为8.8%。
第三次是1988年，全国开始“闯关”，当年GDP达到11.3%，1989年又不得不治理整顿，1990年GDP降到3.8%。第四次是1991年，GDP回升到9.2%，1992年则达到14.2%，全国又不得不从1993年6月起再次进行治理整顿，经过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GDP回落到9.6%。
上述几次“波浪式”总体上因为处于经济转型期，计划经济的惯性和市场经济的规则在磨合中，再加上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属于“内生型”。此后，中国的“波浪式经济”大抵由“内生型”转为“外部输入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受其影响，1997年、1998年、1999年我国GDP增长率分别降为8.8%、7.8%、7.1%，出现了又一个波谷。为此，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0年，GDP回升至8%，2003～2006年又分别上升为9.1%、9.5%、9.9%、10.7%，到2007年更是达到11.4%，出现了新的波峰。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我国GDP又下滑到8.7%……这种“波浪式经济”其实并不奇怪，是必然的，是“波浪式运动规律”的哲学原理在经济运行中的具体体现。
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是宏观调控的核心工具，甚至对宏观经济起决定性作用。世界上货币政策大抵有紧缩型、扩张型、均衡型三大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抵实行过四种货币政策：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
在几次大的宏观调控中，1979年的宏观调控是“计划经济”性质，涉及货币政策不多。1989年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3年再次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7年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CPI达到8%，不得不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此后，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由于已经深度开放，难免被波及，不得不于2008年底将货币政策从“从紧”调整为“适度宽松”。说是“适度宽松”，但由于缺少应对“外部输入型波浪式经济”的经验，两年信贷投放新增近18万亿。2011年，为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将货币政策又改为“稳健”。其实，中央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是力求审时度势松紧兼顾的，而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是期盼越宽越好，存在一种“倒逼机制”。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同我们的干部体制、银行体制、财政体制等交织在一起。不考虑这种“盼宽心理”和“倒逼机制”，“适度宽松”之“度”是难以把握的。
我国是从1994年正式提出“货币政策”概念的。如果将此前的信贷管理手段折算成货币政策，从1984年实行中央银行体制算起，我国有11个年份执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11个年份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3个年份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3个年份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历史表明，松后必紧，紧后必松；小松小紧，小紧小松；大松大紧，大紧大松。我们主观能做的只是把波浪的频率降低、波幅降低。为此，为了更好地制定和执行好货币政策，我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提案”。
金融企业将面临“五个压力”通货膨胀是我国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国务院和金融监管部门一再表示，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金融宏观调控更加突出的位置，提高调控的针对性，有效管理流动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这意味着今年银行工作的难度加大，对前瞻性的要求更高。今年金融企业将面临“五个压力”：
一是货币政策压力。为了防通胀，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实际操作上是趋紧的趋势，已推出差别准备金的量化方案，春节刚过又一次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近又提出管理社会融资总量，信贷投放总量将向常态回归，估计增幅甚至绝对量可能只会降不会升。
二是监管政策压力。监管“变数增多”,全球金融监管力度加大,有可能促使国内监管更趋严格。全球金融监管有三大新动向：2010年7月15日，美国参议院最终通过“多德—弗兰克”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是美国自193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欧盟出台了泛欧金融监管法案；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十国集团（G20）及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大力推进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重新制定。
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主要有六项内容：一是全覆盖的监管；二是对“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进行重点监管；三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和逆周期监管；四是加强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五是完善金融企业治理机制并提高信息透明度；六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国内协调和国际合作。为了适应国际金融监管的新变化，我国监管部门有可能引入《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新规定、新理念，并实行动态拨备制度，商业银行资本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三是利率市场化压力。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将导致商业银行利差进一步缩小。我国内地商业银行净息差（NIM）在3%左右，国外在2%以下，香港地区为1.6%。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以及银行业竞争的加剧，国内银行业的净息差水平将进一步缩小，商业银行的收入和赢利水平将有所下降，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的定价能力也将削弱，靠利差收入来维持盈利增长将越来越困难。因此，商业银行推进业务及收入结构调整，降低对贷款业务以及存贷利差收入依赖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四是风险防控压力。这两年投了18万亿元，预计监管机构将深度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以及“两高一资”类贷款，商业银行面临信用风险压力。再加上管理不善的操作风险，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加大的市场风险，风险防控压力加大。
五是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十二五”规划提出科学发展是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主线，国家将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然而，商业银行目前阶段的信贷投放仍然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领域如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铁路公路、电力及电力设备等行业，且中长期贷款居多，“贷大、贷长”现象严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信贷投放占比明显偏低。这显然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不符。
另外，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将鞭策商业银行提升全球服务能力，从服务境内客户向服务境外客户延伸。
面对这种形势，金融机构要提高管理水平，增强前瞻性、针对性、灵活性，注重把握好节奏，以适应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调整的需要；要严控各类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要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进商业银行信贷结构调整；要把握国内小型经济崛起机遇，挖掘和丰富客户资源；要适应区域和城乡一体化持续加速，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改善的需要，开辟新的市场；要适应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的现实，利用本币升值的机会，逐步走向海外，实现国际化经营战略。
“社会融资总量”最近央行提出“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一是方向正确。
二是如何统计？按照央行有关人士的口径，社会融资总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这些大口径、多渠道的社会融资数据，通过何种渠道统计，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
三是如何确定？“社会融资总量”是个新口径，尤其是其中依托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创新型产品以及民间融资等，监管边界与统计分析还有“真空”。全口径的社会融资总量及增量究竟以多少为宜，需要积累经验，重新认识，多方面考虑。
四是如何管理？现行体制下，目标总量由央行定，“闸门”在“三会”及各金融机构。按新办法央行是从“制定政策－统计数据－具体监管”三段式一管到底，还是只管前两段？如果央行只管前两段，与第三段如何衔接协调是新课题。在现有融资管理体制中，新增贷款、股市融资、保险资金等融资管理，涉及“一行三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归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企业债和政府下属融资平台公司发行债券归发改委；国债负债主体为财政部。还有民间融资、私募股权投资、风险投资基金、信托融资乃至热钱等等，在这种格局中，如实行“社会融资总量”管理，如何防止管理冲突和遗漏？尤其是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监管权力如何做好协调？
五是做好新老衔接。“社会融资总量”是个方向，有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前还不能淡化对货币供应量（M2）和银行信贷的管理。现阶段，这两个指标仍然具有基础性作用。要防止“管理真空”。
全球经济复苏将是W型中国经济、世界经济都符合“波浪式”特点。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W型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过程。全球经济不可能是L型，不可能永远在底部；不可能是U型或V型，不可能一次性完成经济的调整，最大的可能就是W型。
两年前，我还讲过全球危机将经过三到五年的下行、上行、再下行、再上行，最后恢复正常。现在从次贷危机算起，时间已超过三年。三年来世界经济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2007年4月，美国的新世纪公司破产，次贷危机开始，接着是贝尔斯登被收购，接着是美国财政部接管“两房”；接着是雷曼破产、救助AIG，美国银行收购美林。这是“W”型由小写到大写。大写后，各国开始联手救市，两年来虽然形势在趋好，但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型趋好，其间接连出现了迪拜金融危机，出现了“两房退市”，出现了希腊、爱尔兰债务危机。这是W型由大写到小写。W型由小写到大写再由大写到小写的渐变结论，表明了复苏的复杂性，这不仅被过去的事实所证明，今后的世界经济也将是这个走势。
（作者为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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