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第一财经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12月24日 13:44 |
作者： |
刘巳洋 |
| |
观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方向，是观察中国经济未来前进方向的钥匙。实际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重大的结构性变革。
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三个新动向。一是“民工荒”愈演愈烈、工资持续上涨，二是群体性事件大量出现，三是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大学生的工资水平却在快速下降，这部分新进入市场劳动者的失业率正在提升。
三个新动向
首先，“民工荒”由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逐渐蔓延到了中西部的省份。“民工荒”问题最早于2004年在珠三角地区出现，随着时间逐渐增强，但金融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大幅下降，从而短时间内缓解了低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随着国外企业在危机之后，“去库存化”完成，中国的出口逐渐恢复，“民工荒”的现象再次反复。
其次，劳动力的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截至2010年9月底，全国已经有30个省份调整了月最低工资水平，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增长幅度平均为24%。经济发达的一些地区，如广州、杭州等，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达到1100元/月。2010年6月，代工企业富士康（Foxconn）两次宣布提高其在深圳的员工的工资，涨幅比例分别为30%和66%。2010年，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最近针对在珠三角经营的222家会员企业的调查报告显示，在最令港资企业感到困扰的因素中，劳动力成本上升排在第一位。
第三，工人停工、集体维权等事件大量出现。2008年年底开始，中国的重庆、海南、广东等地出现了出租车停运现象，主要原因还是出租车司机收入过低。2010年5月初，广东省的一家本田汽车公司（Honda Motors）的零部件工厂因为工资待遇、同工不同酬等问题出现停工，劳资双方经过调解后工人工资水平上升35%，停工结束。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民工荒”，实际上是市场中低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自2004年供需问题趋紧之后，只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所缓解，2010年的矛盾更加突出。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115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统计显示，2001~2009年间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比例一路走高。比例达到0.95以上，则是供需矛盾较为突出的区域。在2010年，劳动力供给继续出现不足的状态，岗位需求与求职人数的比例在2010年的第二、第三季度分别达到了1.00和0.99，出现了最为紧张的状态。“民工荒”不仅出现在东部城市，中西部城市也大面积出现。
“民工荒”的出现是由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造成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与政策方面的原因。浅层次的原因，诸如：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高昂，甚至收入中上的白领阶层也出现了逃离大城市的现象。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人口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教育水平、养老体制等多方面综合性因素作用下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最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教育状况造成的劳动人口的供给与经济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劳动力需求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现象。
宏观的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及其滞后的累积效应，决定着劳动力市场变革的根本趋势，按各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大致如下：
第一，教育水平的大幅快速提升，快于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速度，造成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失业”并存。在较短的时间内，造成了高教育水平的年轻劳动者迅速增加，而市场无法消化；同时，中低教育水平的人口在绝对数量上和相对数量上都有所下降，市场供给不足。“教育产业化”提高了私人教育投入，推高了对教育回报的预期；使得年轻人向往高收入、轻体力的劳动岗位。
第二，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从2010年开始凸显。2010~2015年间，中国的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净减少，它将在生产、消费以及创新方面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从2010年开始，15～24岁年龄段的人口开始减少，说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将快速下跌；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开始起步。
第三，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开始减缓，从“人口迁移的决定因素理论”可以看出多方面原因阻碍了城乡流动。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和农业负担的减轻，使得农村相对以往更有吸引力。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降低了年轻的劳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能力。作为收入相对较低的劳动者，更容易受到来自物价水平、生活前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城乡流动的减缓。
上述三个因素，决定了现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如果宏观经济不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形下，“民工荒”和“大学生失业”还将在中短期内继续存在。“农民工工资上涨”与“大学生工资下降”、“二元劳动力市场”在工资方面将会出现相互合并的状况，但仍存在户口、城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
这会带来什么？
劳动力市场在中短期之内最主要的变化，是低端劳动力的成本上涨。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将会继续上涨，并在3～5年后达到相对稳定的水平。但这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相对其他国家中国依旧存在着巨大的优势。优秀的基础设施、完善的产业链与产业环境等因素依旧会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一直将推动经济增长作为重要的政策。
低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会通过农产品、生活必需品传导，推动通货膨胀。而整体经济的适度或者偏高的通货膨胀水平，对企业更加有利。从中长期来看，高端产品会相对更加便宜，从而对消费者更加具有吸引力。根据国外经验，随着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中国总体上会进入一个以消费作为主要推动力的社会，中产阶级数量会增加。
由于高等教育的劳动人口供过于求，所以“大学生工资下降”将是一个更加持久的趋势，教育回报率降低。伴随着“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上涨”，因此经济因素将直接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以往中国产业升级的政策都是政府因素在直接推动的，而用工成本的变化至少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升级。这也将推动国内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变革，诸如更加平等地对待体力劳动者和劳动者权益的提升等等。
大学生工资的降低，会推动某些产业，或者某些企业内部职能的发展。例如，中国最近的软件外包产业的发展，就得益于此。同时，企业内研发成本会不断下降，但仍需培养具有领导和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
劳动力市场的三个新动向，对不同的企业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逐渐发生改变，产业升级在所难免。
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对外资、合资企业更加有利，对内资企业更加不利。本土企业一直将“劳动力成本优势”作为竞争力，而未来将不断减弱。对外资企业而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将带来更大的优势。例如，在中国的企业市场上，合资企业已经利用其规模优势和资本优势，低端产品的价格已经和内资品牌产品的价格持平或相近。
此外，劳动力市场的变革，对大企业有利，对小企业不利，从而产业整合将不断加强。小企业往往竞争力较弱，应对经济情况变化的余地较小。另外，小企业中非正规就业的比例高，随着次级劳动力市场规范化带来的成本提高，与工资水平的总体上升相叠加，给小企业带来更大的冲击。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更有利。显然，劳动力成本上升，则资本就相对更加廉价，市场将会直接推动产业升级。
未来的中国社会，将逐渐由一个“生产型社会”转变成以消费为推动力的社会。低端劳动者收入的提升，有助于缓解现在的贫富差距，形成一个新的低端市场。这个低端市场的偏好将不再是“价格绝对便宜，低劣品质容忍度高”，而是趋向于“高性价比”的消费模式。因此，劳动力的市场变革，将不仅改变中国的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也将随之变化。
制造业生产厂商应该根据自身的特征，作出“搬离中国”或者“迁入中国内地”的决策。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的人力资源成本已经不是最低，但中国还具有产业链配套完善等诸多优势。例如，现在服装、制鞋等产业有一部分已经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但上游的原材料仍需从中国进口。跨国的产品、原材料流动等因素，有可能从运费、经济效率以及延长产品运作周期等方面中和其他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对于低端制造业（虽然它有可能是资金或技术密集型的），如果同传统一样，依赖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应该搬入中国内地。搬入内地，至少在中短期之内缓解了来自劳动力的成本压力，并获得迁入地地方政府的优待条件以及补贴，并顺应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但潜在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因此，在大的时间跨度下，搬迁入内地有可能还会面临和现在一样的问题。（作者为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战略管理组首席研究员）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