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杂志 |
发布时间： |
2010年10月12日 14:55 |
作者： |
胡俞越;赵丹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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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提出将努力使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而将全年的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控制在3％左右。回顾近几年的中国经济，自2002年中国GDP增幅达到8%的良好水平以来，全国性的通货紧缩问题便不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2003年，尽管遭遇了“非典”的肆虐，中国GDP不降反升一跃突破9%关口，达到了9.5%的全年涨幅。此后，从2004年到2007年，中国GDP增速连续4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其中，2004年为10.1%，2005年为10.2％，2006年达到11.1%，2007年更是高达13.0%。2008年，遭遇了多重天灾人祸和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GDP增速开始放缓，全年GDP增长9.6%。2009年，中国经济继续在困难中前行；下半年却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触底反弹，全年GDP增幅成功保八，最终达到9.1%。抛开两会报告中设定的8%的增长目标，依照迄今为止现实的经济运行情况，不同的预测机构不约而同地认为2010年中国GDP增速将超过9%。GDP代表财富的增长，CPI代表物价的走高，按理说只要同期的GDP增速大于CPI的涨幅社会就完全可以接受，可是为什么在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GDP总量与增速屡创新高的时候，政府在两会工作报告中要将CPI涨幅的控制目标设定在3%？为什么中国两位数增长的GDP却承受不了3%的CPI涨幅？
基本原因：GDP指标的缺陷与收入分配问题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告诉我们，GDP是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通常是一年）财富增量的基本指标，现实生活中各国或各地区在计算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增量和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时也都在使用这一指标。但是，GDP却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指标：它只能反映经济数量，而不能反映经济质量，因而也就不能代表现实的财富增长，更不能反映社会福利的变动情况。抛开环境破坏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不说，GDP的概念中存在无效的GDP和消失的GDP两点需要注意的地方。
所谓无效的GDP是一种徒有其表的GDP，比如许多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在进驻地跑马圈地建起许多围墙甚至多个厂房，但是圈地之后围墙内杂草丛生或者厂房在建成后并未投产而是被闲置起来，这样这些围墙和厂房的投资虽然也使当地产生了GDP，但是这种GDP却没有任何意义。另外，在目前对地方政府进行政绩考核仍旧以GDP为核心指标而地方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新兴产业群支撑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怀着极大的“GDP冲动”过度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其结果就必然是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不断累积，经济无效增长的部分占整个增长的比重不断扩大。根据黄国雄教授提出的流通领域的九五现象理论，目前中国所生产商品的产销率只有95%，也就是说GDP中有5%到4%有产值却没有通过流通实现价值。假设中国GDP的增幅为10%，那么此时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效率只有不高于6%。所谓消失的GDP，就是在“破窗理论”中因为砸破窗户而损失的GDP。这虽然是一种极端的理论，但现实生活中的天灾人祸却使这一理论找到了现实基础。天灾过后需要重建，地方政府朝三暮四更改建设规划也会在同一个地方产生任意多的GDP，但是因为存在消失的GDP，整个社会的GDP有效累积量却并不能达到如公布的GDP增速那样高的水平。
此外，中国的GDP结构也不尽合理。根据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实现1728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1％。同时根据其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进出口总额并利用2009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42.33%，上拉GDP 4.70个百分点；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为69.34%，上拉GDP 7.70个百分点；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1.26%，下拉GDP 0.14个百分点。可见201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11.1%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依然是投资拉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高达85.87%；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为7443亿元，同比增长13.0%，占比7.59%；地方项目投资为90604亿元，同比增长26.7，占比92.41%。大量的政府投资拉动了GDP的高速增长，然而由于存在巨大的挤出效应，对于人民来说，这种GDP的增长并没有切实地转化为真正的财富。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757元，同比增长10.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078元，增长12.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而同期的财政收入却实现43349.79亿元，同比增长27.6%！数据表明，政府与民争利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退一万步说，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量均切实转化为人民的财富，中国社会依然承受不了CPI 3%的涨幅，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目前尚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就是在居民内部，其收入分配依然不尽合理。首先，地区间收入分配不平衡，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收入，且其占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收入占全国的比重逐步下降。其次，城乡间收入分配不均衡，差距不断拉大。有数据显示，目前占全国40%多的城镇人口获取了全国近70%的收入，而占全国近60%的农村人口仅获取全国30%的收入，收入明显向城镇倾斜。最后，收入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贫富差距扩大。有数据显示，占人口80%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获得全国60%左右的可支配收入，而20%的高收入群体却获取了全国40%左右的可支配收入，并且高收入群体收入的比重有不断提高的趋势。目前中国还缺乏健全的居民收入监控体系，个人收入不透明，偷漏税现象普遍，政府无法全面地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同时，由于国家财力不足、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小，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社会对低收入阶层、农村居民、城市失业人口缺乏有效的保障。怀有巨大谨慎动机的大多数居民收入增长有限，社会保障又不健全，因此即使中国的经济增量均切实转化为人民的财富，中国社会依然承受不了3%的CPI增幅。
雪上加霜：通胀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速放缓2010年1月份，衡量中国社会整体物价水平的CPI指标仅上涨1.5%；2月份却迅速上涨至2.7%，直逼政府3%的调控警戒线；3月份，CPI涨幅回调至2.4%；4月份又迅速上涨至2.8%；5月份，CPI上涨3.1%，突破3%的警戒线；6月份，又稍稍降至2.9%。总的来看，2010年上半年，我国CPI同比上涨2.6%，成功被控制在了3%的警戒线以下。引起上半年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是食品价格的上涨（涨幅为5.5%），而猪肉价格却始终在低位徘徊，猪肉的低价为本阶段的CPI做了很大贡献。进入2010年，生猪价格持续下跌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导致猪粮比价持续下降，在6月初一度达到接近4:1的最低水平，远远低于6:1的盈亏平衡点。2010年6月以后，随着生猪价格的逐步上涨，猪粮比价也逐步回升。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监测数据，7月21日，全国36个大中城市生猪出场平均价格为每公斤12.23元，二等黄玉米批发价格为每公斤2.02元，猪粮比价达到6.05∶1，重回6∶1的盈亏平衡点之上。而猪价与玉米价格的同步上涨，不仅可能压缩养殖户的盈利空间，更会给CPI带来较大的上涨压力。目前食品在CPI中的权重为32.74%，而肉价又以9.26%（在CPI中的占比）的权重在食品中占比最高，猪肉价格回升势必推动食品价格上涨，从而进一步推动CPI的上涨。
据农业部统计，6月底，全国生猪存栏4.37亿头，其中能繁母猪存栏4680万头，比去年12月底的4.69亿头和4910万头分别下降6.9%和4.7%，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2.4%和4.1%，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均已达到2009年以来的历史低位。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双双不断下跌，加之现在正值夏季，并且暴雨洪水令全国多个省份受灾，养殖户补栏的积极性仍然不高。不同品种的猪具有不同的生长周期，即使以只需要5-6个月龄便可达到90公斤左右出栏体重的“杜长大”三元杂交商品肉猪为例，如果从补栏二元母猪开始计，补栏二元母猪后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母猪才可达到体成熟和杜洛克公猪配种，配上种后妊娠期要114天左右，之后产仔，产下来的三元仔猪需要21～28天断奶，之后需要4～5个月的育肥期，最后才可出栏上市：整个周期也需要380天左右。每年的9月份至次年2月份是猪肉的消费旺季，占全年猪肉消费量的60%，当前肉猪大量出栏，而依照现实的生产周期未来生猪供给肯定跟不上，9月份猪肉消费旺季的到来势必引起猪肉价格的继续反弹。
另一方面，上半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6.0%，亦为CPI的上涨带来了不小压力。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只有设法提高销售价格才能赚取足够的利润，获得生存。上半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0.8%，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不断上调最低工资水平，对于城镇居民群体，其所充当的劳动力价格势必会不断上涨。对于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工涌进城市，为当地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因而伴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财富的不断增加，这些农民工的收入也理应一同增长，为农民工加薪应该成为一种潮流。为农民工加薪不仅可以改善民生，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舒缓社会矛盾；还可以对农民工产生很好的正向激励，从而使他们更好地城市的建设服务，加快城市化进程；最重要的，增加农民工工资可以提振他们的消费，从而有助于撬动内需，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此外，人民币汇率改革进程的重启，势必带来人民币长期的不断升值，从而引来大量的国际热钱涌入，对中国境内的CPI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实现了11.1%的高速增长，但是分季度看，第一季度同比增长11.9%，而第二季度同比增长只有10.3%，环比下降13.45%。2010年，决策层第一次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核心任务，只要下半年的政策基调不发生改变，下个时期我国经济的增速放缓毋庸置疑。我们经历了太长时期的经济两位数高速增长，很多矛盾被巨大的兴奋所掩盖，而现在以房价猛涨并且大大超过居民的可承受能力、产能严重过剩且结构严重扭曲、新经济增长点与新兴产业群不能有效形成为标志，矛盾的累积越来越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势在必行。而结构的调整具有长期性，因而中国很可能会经历一个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
消费、投资与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连续22年大幅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而财政收入连续多年大幅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并没有建立起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运行机制，随着收入进一步向政府集中以及居民生存条件的事实恶化，消费更无法完成主导经济增长的艰巨使命。美国爆发进而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相继爆发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贸易保护的队伍中来，再伴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的出口迟早会下降；而美欧逐步履行对中国出口解禁的承诺则势必会增加中国的进口，从而最终使中国的贸易环境恶化，净出口不断下滑。最后，经过“国十条”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6月份，全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5月份下降0.1%，近17个月来首度出现回落。目前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尚不具备发债权，只要房地产新政不改变，房地产市场的继续冷却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面临挑战，驱动中国经济的“土地红利”将被极大削弱从而对地方政府的投资支出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早已经形成了房地产经济的中国，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前后关联60多个产业和行业，打压高房价必然会导致GDP增速的放缓。
通过上节分析，在如今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之下，3%的CPI涨幅尚不可接受，那么长期的CPI继续上涨而GDP增速放缓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岂不更是雪上加霜？
转变思路，让GDP可以承受CPI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如果每年物价上涨的比例在10%以内，则定义这种通货膨胀为温和的通货膨胀。在他们看来，温和的通货膨胀并不足惧，相反还会对经济和收入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刺激作用。中国目前的CPI涨幅在3%，即使远期继续上涨，也不太可能会突破10%，既然温和的通货膨胀在西方国家可以被接受，既然中国CPI继续上涨和GDP增速放缓的趋势不可避免，我们就必须转变思路，既要学会适应温和通胀的时代，又要学会适应经济次高速增长的时代，让GDP可以承受CPI。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使GDP成为货真价实的GDP。目前，中国的GDP只反映数量，而并不反映质量，无效的GDP使GDP的增长数字变得没有意义，而消失的GDP让人民蒙受GDP有效积累的损失。GDP的增速可以放缓，但是必须货真价实。应努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淘汰落后产能，清除过剩产能，促进GDP增量最大化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应有效杜绝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杜绝建设规划的朝令夕改，利用“破窗理论”增加GDP；应努力调整不合理的GDP结构，实现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转变，保持“三驾马车”的合理贡献比例，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努力扭转政府收入占比过大的局面，提高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社会财富更多地集中于政府财政，不利于提高社会消费率，不利于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应加强反垄断的分配调控，消除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不合理收入，对于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要逐步实施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调控；对于国有企业，要规范其经营者的薪酬制度，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推进福利待遇货币化。应引导民间资本的合理流向，鼓励民间资金投向竞争性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提高产业效率与服务质量，同时解决该领域中现存的挣钱的不让干与让干的不挣钱之间的矛盾。承载着我国50%以上GDP和80%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放松管制、让利于民，既可以增强经济的活力，又可以增加就业机会，还可以为大量闲置资金找到股市与楼市之外的投资渠道，对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应着力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应是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绝对数量较低，占总收入的比重也不高。要大力发展各种要素市场，特别是要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系，积极拓宽投资渠道，使越来越多的人直接或间接拥有能够实现收益的财产，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大众化。要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允许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的大背景下，建立健全土地利用的法律法规，对各种土地财产权利给予全面、系统、明确的规定，保障农业用地向非农用地转化中的各种增值收益由农民享有，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应努力加大收入再分配调节力度，更好地发挥所得税的调节作用。要尽快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的收入综合申报和税前费用扣除制度，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确定相应的税收水平，对高收入阶层强化累进税率，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加快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增强税收调节的公平性。
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于全社会具有收入的成员，而支出对象则主要是低收入者或困难群体，因此，社会保障这种普遍征收与有侧重的支出制度，具有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机制。并且，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提振居民消费，帮助居民坦然接受不断上涨的CPI。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从无到有、从城市到农村、从职业人群到城乡居民，不断发展深化，但仍存在覆盖面小、收入规模小、保障水平低、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必须尽快健全已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好地维护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权益。
应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以法律的形式规范社会保障制度，按照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建立统一、规范、能涵盖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乃至和谐社会的建设构建一道安全的屏障。同时，应拓宽筹资渠道，适时研讨开征社会保障税。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实行由社保部门确定社会保险费征收计划、地税部门负责征收的征管方式，由于缺乏强制手段，这一方式并不能保证所有应当参保的用工单位都参保和足额参保，现实中仍然存在用工单位的逃费现象，而这一问题可以利用社会保障费改税来解决。同时，为弥补社保资金缺口，还可以考虑进一步落实将国有资产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此外，应构建事权清晰、责任明确的社会保障管理监督机制，明晰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职责。各级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由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制定政策和标准、由财政负责监督、由金融机构负责发放，并设立专门的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机构，努力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提高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运转效率。
结语只有使GDP成为货真价实的GDP，GDP的增速才能真正代表财富的增长，使居民收入的增加成为可能，并且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只有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使GDP的增长为更多的人所受益，公平地增加每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可以发挥其促进收入公平的职能，更能解除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坦然地接受CPI上涨而GDP增速放缓的现实经济状况，让GDP可以承受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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