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部门已经出现了策略性调整

　　据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如果把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下降3.9%的因素考虑进来，则上半年投资实际增长速度已达39%，全年的投资实际增速很可能达35%左右。如果与历史数据相比较，这一增长速度比出现高通货膨胀的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实际投资增速还要高，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高的，相当惊人。

　　与此相伴随，上半年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8.46%，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7.37万亿元，已远远超过了年初5万亿元的计划。对投资和信贷的这种高增长态势，当前学界高度关注，温和的学者提出担心出现通货膨胀和过度投资，而“个性鲜明”的学者则已经开始用“融资大跃进”和“融资疯狂”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其对形势的判断了。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政界，也已经有官员公开提出“为了把财政收支赤字控制在年初审定的范围内，能不能适当减缓某些基础设施投资的速度？”

　　在这样的形势和舆论背景下，我们注意到，决策部门关于投资总量政策的提法已经出现了策略性调整，即从2008年11月的“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转变为今年6月17日对下半年工作安排中提出的“保持投资稳定增长”。这就是所谓从“扩大”到“稳定”的调整。对此，笔者是十分赞成的。因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投资新政现在已完全可以从重视扩大规模的数量动员阶段转向高度重视结构调整、重视形成物质资本基础、形成生产能力、突出投资供给效应的阶段。

　　货币政策可独立于投资形势之外

　　现在的问题是，应怎样理解和实现“保持投资稳定增长”。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这就涉及到在未来时期投资总量调控模式的选择问题。

　　对未来时期投资总量调控的方式，在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是回到传统的投资总量控制模式，即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控制新开工项目和控制信贷供给的方式直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对这一调控方式，人们较为熟悉，也有许多手段，这或许是有利的地方。但同时应看到，这种传统模式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其中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并不知道合适的投资规模到底应当是多少。对决策部门刚提出的“保持投资的稳定增长”的方针，各方面都是可以接受的，但这种稳定增长的速度究竟应当是多少，我们也实在是知之不多。从研究的角度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宏观上的最优投资规模问题。经济学家们多年来对此做了不少探索，但至今未取得什么明显的进展。不知道优化的最优的或者退一步说次优的目标，即调控目标在哪里，但还要去直接调控，这确实是一道难题。

　　另一种选择是探索新的总量调控方式。对此，我们曾在以前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三个管住、三个放开”的思路，即“管住货币、放开投资；管住外部性，放开比例；管住国有，放开社会”，其中“管住货币、放开投资”主要是从投资总量调控方式角度着眼的。具体分析来看：

　　――所谓“管住货币、放开投资”,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处理好货币政策与投资政策的关系。从近期的情况看，我们认为，一方面，在CPI和PPI持续数月走低的情况下，对当前出现的货币和信贷运行态势可以理解为“矫枉必须过正”，因而无可厚非；另一方面，面对投资和信贷的超高速增长，人们开始考虑和谈论通货膨胀问题也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对未来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我们赞成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提法，但在执行力度上或许应当有所调整，适当收缩。就货币政策运行与投资运行的关系来说，无需讳言，前一段时间投资的高速扩张与货币及信贷的高速扩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后者给前者以巨大的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将二者从制度上内在地联系起来。

　　我们提出的所谓“管住货币”，就是强调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货币政策的调整仅考虑通货膨胀态势的要求而独立于投资政策和投资态势。因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货币政策的调整应当完全以通货膨胀变化态势为依归，该扩张就扩张，该收缩就收缩。至于对扩大投资规模方针的支持与否则完全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换句话说，只要通货膨胀控制在既定范围内，即使投资增长很快，投资率很高，货币政策也可以保持不变。反之，一旦什么时候出现了通货膨胀，即使当时投资率不高，投资增长速度也不尽如人意，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以求控制住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在于币值稳定而不在于对投资或消费的支持与否。在这个意义上，一段时间以来货币和信贷运行对投资新政的支持可看作是央行当局为避免通货收缩而实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副产品。

　　――所谓“放开投资”，是指在实现管住货币的前提下，对投资总量可以放开，即不再企图控制和调整投资率、投资规模和投资增长速度，不再将其作为调控目标。其实，可以想见的是，在管住货币的正常情况下，投资总量的变化只能以国民储蓄规模的变动为依归，而后者的变动态势决定于消费储蓄比例的变动，通常是比较稳定的，因而投资总量的变动态势也必然是相对稳定的。显然，在这样的总量调控模式下，我们就不必再为什么是合适的规模、合适的速度之类的问题感到烦恼了。

　　管住货币，鼓励投资

　　应当指出的是，总结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觉得还应把上述“管住货币、放开投资”进一步调整为“管住货币，鼓励投资”。我国是一个具有高储蓄率的国家，在过去相当的一段时间中，我们一方面省吃（低消费率）俭用（控制投资规模），另一方面资本输出的规模越来越大。

　　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资本输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按克鲁格曼教授的说法就是我国在某种程度上已落入“美元陷阱”，高额外汇储备面临重大损失风险。另外，尽管我们是“穷人”把钱借给“富人”，人家还不买账，还要我们为其金融危机的发生负一部分责任，说什么“中国高储蓄率助长美金融危机”（美前财长保尔森语）。从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应当是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一定要争取把自己的储蓄为我所用，而不是借给那些远比我们富得多，发生了金融危机反过来还要我们为其负一部分责任的发达国家，要防止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

　　美国人说是要保护外国投资的安全，但那有多大的可信度呢？在既定的储蓄规模下，最优的投资规模至少应当是与储蓄相等吧。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鼓励投资，并不是说要刻意地进一步提高投资率，扩大投资规模，而是说要使得我们的投资至少应与储蓄规模相当，要通过扩大国内投资规模消除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的储蓄－投资缺口，使得储蓄全部为我所用。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对投资的鼓励，并不意味着对消费的抑制。对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我们曾提出对影响消费和投资的相关制度性或政策性障碍都要消除，从而是“双鼓励”的政策设想。至于消费与储蓄、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则可由市场力量去决定。应当指出的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由各方面主客观条件所决定，我国的储蓄率可能在相当时间内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因此，如果真的能实现充分利用自己的储蓄，那短期内我国的投资率可能要因弥补净出口下降的份额比现在还高上几个百分点，我们对此要有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