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国际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8月06日 09:46 |
作者： |
孙立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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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逼近一个政策无法出牌的‘死胡同’，为此，政府迅速反应，正尝试一招‘智慧’牌：通过银监会的监管措施来控制流动性膨胀。”
当前中国政府正处在救市政策“从量到质”变化的关键时刻，努力通过保持“输血型”的刺激方案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格局。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更多“时间”，还需要更多“智慧”。
眼下，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从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虚拟经济部门产生了大家有目共睹的“过热”局面。中国经济逼近一个政策无法出牌的“死胡同”——实体经济越来越“虚”，需要政府继续给它“滋补”；虚拟经济越来越“实”，直到市场无法支撑为止。
为此，中国政府迅速反应，正尝试一招“智慧”牌，通过银监会的监管措施来避免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部门或全社会释放出的错误或过于超前的“信号”，导致政府和机构用于结构转型的救市资金大批渗透到股市或楼市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境外“热钱”也蠢蠢欲动，乘“虚”而入，大大增加了中国实体经济“质”变的难度。尽管如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却不能改变，这样不仅会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而且也会因为更多热钱流入、套取中国市场上资金短缺所带来的高收益这种投机性行为而失去紧缩货币的正面效果。因此，只有当欧美市场共同配合中国，放弃危机时候所导入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货币政策的降温才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目前中国市场上流动性膨胀的机制来看，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长的势头要远远低于银行信贷活动所带来的M1或M2这样的货币增长。用行家的话说，主要不是基础货币惹的祸，而是跟银行有关的信用乘数放大太快问题有关。所以，“管”银行要比“收”货币政策来控制流动性膨胀的效果会更好些。
当然，银监会的“管”法有很多，比如，我们最擅长的是“窗口指导”，银监会可以直接要求各商业银行按照比例放贷，视情况甚至可以要求他们停止放贷。去年当“升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大发行央票力度”这三种央行回笼资金的法宝都不管用的时候，窗口指导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一次银监会慎用这种做法，因为眉毛胡子一把抓会影响到正常的“产业振兴”所需要的信贷规模。
所以，媒体热议银监会接下来要加大力度采用“市场手段”，笔者认为，里面释放出了以下几个主要信息：
首先，资本充足率监管是成熟市场国家常用的、对银行执行的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强制性”监管。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主要问题目前并不在表外业务上，而是对表内业务风险监管模式的陈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银监会导入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新方式意味着我们的监管模式率先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纯的合规性监管、静态资本充足率监管已经上升到按照市场风险定价机制进行风险监管的新模式。
其次，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在银行刚刚起步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时候，对银行的盈利能力要求很高，如果金融创新没有取得获利的本领，那么，银行自身就会因为成本高企而不得不放弃金融创新的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表明了今天中国政府“求稳不求利、求实不求虚”的价值观。
第三，这次新模式的变化反映了政府认为在这个时机出台更为合适的判断。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和欧美银行业相比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所以这种监管模式的市场化转变不会给我国银行业造成更严重的负担，从而影响到救市的效果。另外，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膨胀现象，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无法对其进行一刀切的宏观或行政管理，只能仰仗银行自身的信贷业务调整能力，所以，新监管模式的导入比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效果要更为明显。再者，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主营业务不是高风险高收益的结构，所以，这种模式不会给银行盈利情况带来太大的麻烦。
中国经济逼近一个政策无法出牌的‘死胡同’，为此，政府迅速反应，正尝试一招‘智慧’牌：通过银监会的监管措施来控制流动性膨胀。”
当前中国政府正处在救市政策“从量到质”变化的关键时刻，努力通过保持“输血型”的刺激方案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格局。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更多“时间”，还需要更多“智慧”。
眼下，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从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虚拟经济部门产生了大家有目共睹的“过热”局面。中国经济逼近一个政策无法出牌的“死胡同”——实体经济越来越“虚”，需要政府继续给它“滋补”；虚拟经济越来越“实”，直到市场无法支撑为止。
为此，中国政府迅速反应，正尝试一招“智慧”牌，通过银监会的监管措施来避免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部门或全社会释放出的错误或过于超前的“信号”，导致政府和机构用于结构转型的救市资金大批渗透到股市或楼市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境外“热钱”也蠢蠢欲动，乘“虚”而入，大大增加了中国实体经济“质”变的难度。尽管如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却不能改变，这样不仅会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而且也会因为更多热钱流入、套取中国市场上资金短缺所带来的高收益这种投机性行为而失去紧缩货币的正面效果。因此，只有当欧美市场共同配合中国，放弃危机时候所导入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货币政策的降温才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目前中国市场上流动性膨胀的机制来看，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增长的势头要远远低于银行信贷活动所带来的M1或M2这样的货币增长。用行家的话说，主要不是基础货币惹的祸，而是跟银行有关的信用乘数放大太快问题有关。所以，“管”银行要比“收”货币政策来控制流动性膨胀的效果会更好些。
当然，银监会的“管”法有很多，比如，我们最擅长的是“窗口指导”，银监会可以直接要求各商业银行按照比例放贷，视情况甚至可以要求他们停止放贷。去年当“升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大发行央票力度”这三种央行回笼资金的法宝都不管用的时候，窗口指导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一次银监会慎用这种做法，因为眉毛胡子一把抓会影响到正常的“产业振兴”所需要的信贷规模。
所以，媒体热议银监会接下来要加大力度采用“市场手段”，笔者认为，里面释放出了以下几个主要信息：
首先，资本充足率监管是成熟市场国家常用的、对银行执行的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强制性”监管。对中国而言，我们的主要问题目前并不在表外业务上，而是对表内业务风险监管模式的陈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银监会导入资本充足率管理的新方式意味着我们的监管模式率先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纯的合规性监管、静态资本充足率监管已经上升到按照市场风险定价机制进行风险监管的新模式。
其次，以风险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在银行刚刚起步进行金融创新活动的时候，对银行的盈利能力要求很高，如果金融创新没有取得获利的本领，那么，银行自身就会因为成本高企而不得不放弃金融创新的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表明了今天中国政府“求稳不求利、求实不求虚”的价值观。
第三，这次新模式的变化反映了政府认为在这个时机出台更为合适的判断。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和欧美银行业相比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所以这种监管模式的市场化转变不会给我国银行业造成更严重的负担，从而影响到救市的效果。另外，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膨胀现象，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无法对其进行一刀切的宏观或行政管理，只能仰仗银行自身的信贷业务调整能力，所以，新监管模式的导入比央行货币政策的转向效果要更为明显。再者，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主营业务不是高风险高收益的结构，所以，这种模式不会给银行盈利情况带来太大的麻烦。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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