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时代周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22日 17:04 |
作者： |
吴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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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金融危机
创造需求的政策比促进GDP增长的政策更为重要和关键。
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体制改革。金融业不仅要对外开放，对内也应该开放，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会有利于中国经济渡过这个难关，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世界经济以苏联崩溃为标志开始进入全球化过程。在新的格局下全球分成三个板块，一个就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最主要的特点是把低成本的制造业优势纳入到全球化过程。低成本制造业降低了全球的通货膨胀，使全球经济出现过去几年的低成本、高增长现象；同时，又分享红利，积累了贸易的顺差。
第二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实体经济比较薄弱，它们有强大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金融服务全球化了，给经济全球化作出新的贡献，改善了全球资源配置效益。但同时，金融危机时全世界帮助美国的不愿意承担房贷风险的人承担了风险。
第三个板块是资源出口国，包括石油出口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这些国家有丰富的资源，随着亚洲新兴经济的发展，使这些国家的出口大增，比进口还要高。
他们一方面在资源全球化过程中作出了贡献，同时分享了全球化的好处，也形成国际收入的顺差，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格局—低成本、高增长，其核心就是低成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循环，中国的局部贸易顺差到美国形成资本市场，是中国低成本的生产降低美国的消费，使美国老百姓享受了好处，形成了中国的出口收入。出口收入反过来投入到美国资本市场，降低了美国的利润，使美国老百姓更容易负债。在实体经济发展并不是非常理想的状况下，美国经济却是在一个繁荣的时期，消费是占了GDP的80%，而消费的背后是负债，负债的背后是金融工具的创新，而金融工具的创新—一方面它是负债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全球的储备资源流入美国，使得美国更加负债。
早在2004年很多人就在讨论美国这样下去是否可以持续，美国工业生产并不理想，但是经济依然繁荣。最重要的案例是汽车消费依然很旺盛，但是汽车生产并不是想象那么好，所有汽车公司都是不赚的。在2004、2005年的时候，美国开始加息，效果并不明显，美国央行行长给出了四个解释。他说，他遇到这么一个困惑，就是美国的短期利率在不断地提高，短期在往下走，他说，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入美国，出现了长期利率持续走低的情况。
低成本的制造在过去几年中日益表明是不可持续的。能源原材料价值暴涨，打击了中国、印度低成本制造的现状，而美元贬值更促使了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循环终于被打断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的产生不是一般意义的传统周期，是形成中、发展中的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全新调整，既意味着过去我们十几年来全球化红利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这样的格局在进行重大的调整。
第二个问题，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两点，第一点粗放型的耗用资源、没有效益的单纯追GDP的增长方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第二，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方式受到严重的挑战。现在,如何提高需求更为重要。为了避免经济的过分下滑，政府采取了种种的办法，出台了包括4万亿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措施。这些措施从需求来观察，是中间需求，靠投资来产生的，肯定会有相当大的收益。但问题是，当中间需求完成以后，最终需求在什么地方？其实为期两年投资计划隐含一个假设，两年以后世界经济恢复正常，外需会继续增加，内需也会得到提高，我们就顺利过了这个坎。
创造需求的政策比促进GDP增长的政策更为重要和关键。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体制改革。金融业不仅要对外开放，对内也应该开放，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会有利于中国经济渡过这个难关，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开放是一种趋势，全球化是一个趋势，对中国来说，开放的政策不能动摇。
宏观调控与倒闭潮
由于政策的“时滞效应”，一个国家的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的时候，必须要提前出台一些调控政策。2003年底，鉴于电力不足，政府对经济实行紧缩政策，限制银行贷款规模，使浙江和广东在2007年下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倒闭现象，显然这并非完全由美国金融危机导致的。
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下行、经济衰退，是有其自身的深刻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30年来宏观经济的运行可分为前15年和后15年。前15年，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非常大，波动周期非常短，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时习惯运用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的方式。后15年，宏观经济波动明显趋缓，波动的周期也大大地拉长。行政调控、指令性计划调控的宏观经济调控方式逐步转为经济手段调控、市场化的调控。后15年我们国家政府调控的目标，不再是国民经济的最终变量，而是通过一些中间变量，比如，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的利率，最终达到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
但是后15年，我们在宏观经济调控中仍然存在一些非常致命的错误，就是调控机制的“时滞效应”。也就是说，和前15年的调控措施相比，政府的调控不是立刻对经济产生作用，政府的调控作用需要社会，需要市场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由于存在着调控的时滞，这就要求一个国家的政府在调控宏观经济的时候，必须要提前出台一些调控政策。不能等问题全部暴露出来，问题成堆了以后再进行调控，这种调控往往是适得其反。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学理上早做了精确的描述，两位正是通过宏观运行的宏观动态不一致性，特别指出政府在宏观调控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他们说过一句话，“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话，那么他们通常就无法在稍后的时间执行最理想的政策。”
在上一轮经济周期当中，从2000年向上拐头，由于中国政府当时担心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的对中国经济衰退的影响还没有结束，担心扩张政策一旦取消以后，中国的经济还会衰退。结果，从2000年一直到2003年，政府财政扩张的力度每一年以30%左右的速度在增加。而货币扩张的力度，包括基础货币加上贷款在内的社会总体的货币供应量每年以25%左右逐步扩展。结果带来严重问题：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的社会投资的逐步恢复，政府的投资不断地加大力度，导致政府和社会开始争夺投资资源。所以，2000年以后，我们看到包括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煤炭、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的价格疯狂往上涨。这个上涨的背后就意味着政府的财政扩张、货币扩张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拉动了整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
到2003年年底，政府不得不对经济实行紧缩政策，因为当时钢铁不够还可以到其他地方去找，原油不够可以从国外去买，但电力不行。结果2003年电力出现大面积的紧缺，全部电力缺口高达20%，包括华东、广东、长三角，导致政府不得不来调控，在我看来这个紧缩已经迟了。迟的结果就带来后面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第一点由于调控过迟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就导致政府这一轮紧缩一出台必然是非常强硬的，再采取比较缓和的调控已经很难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一轮调控一开始最重要的时间也就是2004年上半年出现的，就是政府借查处所谓的江苏铁本案展开查“三违”。这种手法完全是一种行政调控，远水不能救近火。这事实上已经为引发新一轮的经济衰退打下了基础。
本轮调控以后，就可以看到2004年以后，2005年、2006年，甚至到2007年，一方面政府不断加大调控的力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CPI（含PPI），不断地向上运行，不断地创出新高。这样就带来了第三条，由于经济高速运行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导致政府政策误判，因为政府会想到经济的过山车停不下来，政府会认为是调控力度还不够，就会不断地加强宏观调控的干预。事实上，2007年一年当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在我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一年当中，政府曾连续10次上调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连续6次上调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同时，政府还采取大量行政调控手段，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后15年中早已废弃不用的。国有商业银行改制后政府十多年没有用过的限制贷款规模，在2007年下半年重新下达。到了2007年底的时候，很多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它有钱，但是政府给它的贷款指标全部用完了。
最近半年来，在浙江和广东这两个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尤其是大企业。这些企业的倒闭最严重是浙江的这些企业，我做了一个基本的调查，所有倒闭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资金链的断裂，在资金断裂企业当中，我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在民间借贷市场（高利贷）不惜以月息4分、5分，甚至9分的条件下向高利贷市场借钱，而且你再仔细分析一下，所有这些借钱的企业债务的高峰期都是在2007年倒闭下来的。这就不得不问一个问题，这些企业的倒闭，究竟是由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由于国内2007年的信贷紧缩有关呢？在我看来这些大企业、龙头企业的倒闭，比如说华联三星，它的订单已经排到今年的下半年，生产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这些企业，我刚才举的例子，包括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包括华联三星等等，它们怎么会用月息4分，甚至月息9分到高利贷上去借钱？我们要想一下它们这个原因，它们大部分是发生在2007年下半年。
2009年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我感觉我们的货币政策还要大力度地扩张，将迎来改革开放30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创历史的新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会出台一系列的财政扩张制度。这就导致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资源进一步集中到政府手中，对整个投资产生严重的紧缩效率，都会在这一轮调控当中留下隐患。那么这些问题全部都积累起来以后，对我们国家未来三到五年宏观经济的影响，大致的判断是，我们国家在这一轮当中大概在2010年左右走出衰退的底谷后，经历2年的复苏期，我个人认为大约在2013年左右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期。
机遇与内需
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第一个是从现在出口的大国和储蓄的大国转变成内需的大国和消费的大国，第二个是我们要从强国向富民转变，第三个是要从强政府转变成强社会和强市场。
在世界金融体系调整刚刚开始，可以看到欧洲和美国都在拉中国，壮大自己的力量，确实给中国提供了扩张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提升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机遇。
但是，现在金融危机来了，金融危机的压力和挑战逼得你不得不调整，你要不调整恐怕只有面临落后。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当中实行的是外向型经济的政策，使得中国存在着非常尖锐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第一个是严重的内外失衡，第二个是内部经济结构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严重的社会矛盾。这导致我们原来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本来就走到了极端，而这个危机又加重了增长方式的危机，使得我们不得不进行调整。
长期来看，我们确实需要实施一套“大国主义战略”，需要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一个转变是从现在出口的大国和储蓄的大国，转变成内需的大国和消费的大国。所以提高内需是必要也是长期发展的根本，是大国发展的根本。
但是，我们启动内需这么多年，为什么一直却启动不起来呢？这跟我们政策有关。大家都看到要启动农村的内需，甚至发一些购物券，启动低收入人群的内需。从长期来看，这些短期措施有一些作用，但长期来看恐怕又是相悖的。中国的内需为什么启动不起来，农村的消费那么低，我想你再启动还是那样。关键要减少农村人口，启动进城人的消费，现在有2亿多农村人口进了城，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仍然是农村的。还有就是他们的收入决定了他们的消费。
而城市化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就是因为资源要素转移到效率高的部门，人们的收入和消费变成了城市的水平。而现在的政策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小规模的人口迁移，不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消费是起不来的。你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使得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进城的人变成真正的城市人，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这才是根本的，这样才能减少二元结构的局面。
要启动消费必须把目标对准进城的人，有两部分人是重要的：扩招以来在城里面的几千万大学生和进城的人员。
另外，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要改变。你想象一下这些年政府的收入增长很快，储蓄高，高在什么地方？是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高，而居民储蓄并不高。进入本世纪政府加企业储蓄占不到50%，而现在政府储蓄加企业储蓄大于居民储蓄，这才是问题所在。其实要改变政府主导就可以了。政府之所以对投资那么热衷，因为投资是可以产生利益的。
第二个转变，我们要从强国向富民转变。过去30年，实施的是强国战略，有些东西是扭曲的，有大量的政府垄断和政府管制，以所谓经济安全为名壮大国有企业，同时限制民间的力量，很多方面不准进入。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靠什么？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完全是二元权利体系，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国有的建设用地和集体的建设用地，完全是不对等的，权利是不对等的。甚至，农民的房子连卖给城里人都不能。老百姓有了钱，需求才能起来，光是政府消费，政府的收入增长也很快，结果恐怕不是这个样子的。
第三个转变，要从强政府转变成强社会和强市场，社会问题才容易被发现。很多民间机构不让成立，使很多组织都在法外活动，民间力量总是不起来。民间力量可弥补政府的失误和市场的失误。比如在抗震救灾时候，一个是正规机构的解放军介入，另一个是上百万的志愿者介入，其实都很重要。如果让民间组织发展起来，使得政府能够受到一些制衡，很多扭曲就能减少。
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亚洲大国，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如果处理得好，也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但是，任何一个机遇都是给有准备、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准备的。我们自己的实力怎么样？如果不具备，有可能错过中国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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