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国际金融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22日 08:30 |
作者： |
许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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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中国责任论”的论述牵动着不少国人的心。到底这种论调的出炉有何背景，美国有关人士为什么在这个需要全球团结应对危机的时刻提出该论调呢？近期，本报专访了中国基金论坛秘书长、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产业投资基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崔新生。
崔教授认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通过华尔街金融震荡所完成的赖账、削弱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后劲和经济活力的图谋，目前基本到了收尾阶段。在成功地将初显经济峥嵘之象的俄罗斯重新拖向喘息境地之后，美国的下一个目标主要针对中国。2009年的前半年，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怪招将空前活跃，2009年底可能会渐次消停。
《国际金融报》：您觉得保尔森、伯南克为什么会突然提“中国责任论”呢？
崔新生：即将卸任的保尔森选择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而并非美国本土媒体，披露自己“中国责任论”观点，即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失衡源于中国等国的高储蓄率和高顺差。除了西方市场经济制度性的默契之外，主要是为了给奥巴马一个随时可以调整策略的余地，其目的无外乎两点：一是搅局，华尔街出身的保尔森深谙信息双刃之术，知道在什么时机、选择什么媒体，混淆或转移公众注意力；二是美国本身的制度性常识使然。特别在后一点上，早在2006年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已经表明同样的观点和立场。保尔森属于故伎重演而引起嘱目，只能说明西方的舆论工具对中国的渗透力在加大。
在保尔森和伯南克之间，尽管有种种差异，相对于熟悉美国华尔街极权游戏及虚拟规则的保尔森而言，伯南克或许稍微单纯一些，但作为市场经济信奉者这一点则是完全一致。市场经济制度本身会犯错，而且当被极权利用时会错得更厉害，这是无论保尔森或者伯南克或者不懂、或者故意忽略的。
《国际金融报》：难道他们真的相信是中国导致的危机吗？中国的高储蓄高顺差，与美国究竟有些什么关系？
崔新生：首先，从两人“中国责任论”的一致观点，即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顺差是导致美国金融危机而解析，高储蓄率和高顺差除了中国自身的投融资策略性工具严重欠缺、过度依赖出口型经济增长之外，其实主要仍然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规则逼迫使然。
在全球化及现代化这一产业链上，美国占据着几近绝对性的上游：制定规则，统御世界大同市场；华尔街作为产业极权的集权运作场所，将所有的产业上游集中控制于美国控制的跨国公司手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还是具体的运行规则方面，美国通过始终不渝的渗透和强力规范，将以逐步开放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美国式市场经济制度实证的实验场、甚至是思想的“殖民地”。从高等院校的教科书引进，到大量受美英熏陶的海归精英的照本宣科，直接推动了中国迅速向美国及西方的加速靠拢。以欧洲及美国市场为需求目的地的产品，由跨国公司产业巨头以很小的成本（商标贴牌、市场销售环节规则化控制）、由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产业奴役化制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种种的纠错损失并以丧失产业主导权的过程换来的所谓的高顺差。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策驱动型的市场化改革策略强力推进，一味以融入市场经济秩序为目标，在激活经济增长潜力的同时，逐步发现自身市场经济贴牌式改革的种种弊端，比如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与本土制度的不兼容甚至相互冲突，而真正符合中国市场特征、充分满足本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策略包括投融资工具缺乏创新，资本市场诚信危机等等，使老百姓的几乎所有家当都存在了银行，成为巨额的储蓄数字。
以上种种，除了使中国不能不成为高储蓄和高顺差国家之外，还遗留下难以消化的内需板结。
《国际金融报》：美国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战略呢？
崔新生：尽管我们不能将美国金融震荡归为“市场经济责任论”，但至少可以对市场经济本身的理性假设予以审视。理性假设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常识，现在是常识出了错，比如市场经济皇冠或顶峰的华尔街运行秩序，则是赤裸裸的极权博弈场所，而一任所谓理性“规范”化为目前的场景：周而复始，震荡趋于危机。美国政府一次次地利用和纵容这一场景的出现，然后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这就是以市场经济制度为棋盘，通过将全世界引诱入局成为博弈者，而自己在棋盘下边悄悄地制定和修改博弈规则。
我们要明白美国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谋求和保证绝对的上游优势，这是美国假市场经济及全球化之名，所要表达的具体愿景。因此，需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是有利于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的，是为保护美国的产业性霸权而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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