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投资 |
发布时间： |
2009年01月16日 16:50 |
作者： |
罗云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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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最近明确提出了以扩大投资为核心的积极应对政策。对此，各界大都给以高度评价，但也有人在支持的同时又表示出某种忧虑，担心如果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中国是否会重新回到投资过热的局面。还有人提出，虽然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迅速煞住了经济下滑的势头，启动了中国新一轮的增长周期，但也埋下了投资过热的隐患。因此，他们认为，近期决策部门提出的"扩大投资力度"仅是一个短期政策调整，不能长期化。
我认为，出现这样的看法虽然可以理解，但还是需要加以讨论和辨析，坚定和深化对加大投资力度政策的认识。否则不仅从短期看不利于落实中央关于扩大投资力度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决策，从长期看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我国自1998年开始实施以扩大公共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后至今投资率确实是不断升高，投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并不能由此就给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戴上投资过热的帽子。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我国最辉煌的发展时期。而由大规模投资形成的雄厚物质资本基础又可以说是这种辉煌发展的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在这里，对这一时期投资态势如何判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体温计"来度量中国投资的热度。有的人用世界各国的经验数据，说发达国家如何，发展中国家如何，其实在这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美国的储蓄率只有百分之十几，它的投资率能高到哪里去？别看国外也有不少人在那里说中国的投资率太高了，其实还有不少人对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羡慕得不得了。另外，如果用所谓的国际平均水平标准，或是发达国家平均标准或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标准作为衡量我国投资是否过热的温度计，那我国的投资几十年来就一直处于高烧之中，现在更是处于高烧之中（因为近几年的投资率处于历史最高点）。若真如此，1998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当前扩大投资的政策岂不都是火上浇油？若真如此，何以解释得到全世界公认的我国近年来社会经济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再回到国内，其实只要想一想我们的人均物质资本基础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想一想我们的一些小学还要靠希望工程捐助，想一想这么多年来我们自己的储蓄没有在国内得到充分利用（即投资），而是以净资本输出的形式借给了一些比我们发达得多的国家，我们自己从中得到的收益可能还要小于为此付出的成本，怎么能说是投资过热呢？特别是考虑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几十年的差距。我国的投资率虽然远高于发达国家，但资本深化程度，即人均拥有资本水平也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各方面的投资需求实际上还是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的，就更难说我们的投资规模太大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下投资过热的判断一定要谨慎。就当前形势而言，现在我国经济已进入下行通道。由于消费刚性规律的作用，即消费的变动幅度一般要小于收入的变动幅度，估计我国在未来一段时期消费率会有所上升，储蓄率会有所下降。但由于外需贡献将下降较多，而且很可能成负值，还得由投资来弥补，因此尽管储蓄率会有所下降，但投资率还会保持在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高位。对投资过热确实应保持警惕，但它与我国1998年以来的高投资率、与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及扩大投资力度的方针并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对此应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否则总是被笼罩在投资过热的阴影下，唯恐政策又很快改变，都用短平快的心态对待这次投资政策调整，就很难真正把工作做到实处。顺便说一句，在某种意义上，对投资过热的警戒应主要面向货币政策。只要管住了货币，避免用发票子的形式搞强制储蓄用以扩大投资，对投资过热或投资膨胀就不必过度担忧。
关于加大投资力度方针的期限。我国之所以出现这次投资总量政策的重大调整，除大家皆有共识的近期经济形势变化因素外，从长期看还有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决定着这种调整的必然性。首先，我国具有高储蓄传统。储蓄率长期居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首，2007年竟然高于50%，堪称是一个奇迹。对我国的这种高储蓄传统，长期以来不少人颇有微词。但在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批评的声音显著变小了。其实，从这次不少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人们已经想到，如果这些国家平时多一点储蓄，危机来了情况显然就要好得多，因为储蓄的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本来就是应付不时不测之需的。不少国家平时在高负债高消费的模式中尽情享受，危机一来才想起来多储蓄一点的好处，但为时晚矣。其次，我国近十多年来储蓄一直大于投资。储蓄投资之差就是净出口，其规模近年来越来越高，2007年已达23000多亿人民币，占GDP的比例高达8.9%，在世界大国经济中也是罕见的。储蓄的实现形式只能是投资和净出口，但后者并不能长期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将外需拉动长期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变得越来越明显，例如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又如面临很大汇率风险等，这一点是有共识的，因此扩大外需只能是短期内克服内需不足的权益之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长期战略方针就应当是一方面对外保持贸易平衡，另一方面对内"使投资等于储蓄"，即充分利用高储蓄优势扩大投资，将储蓄充分地在国内消化掉，加快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宏观经济分析框架表明，在对外贸易平衡的条件下，高储蓄率必然对应着高投资率，显然，在这个意义上，在既定的储蓄水平上，激励投资使之与国内储蓄相平衡就不仅仅是一个短期内反周期措施，而应成为具有长远意义的必然的战略性选择。我认为，当前投资政策的新思路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内在规律认识的反映。换句话说，即使不考虑短期因素，我国宏观的投资总量调控政策也迟早要从控制投资规模向充分利用储蓄资源、激励固定资产投资、保持投资与储蓄的基本平衡的方向转变。当前的这次宏观投资政策调整，短期因素仅是诱发因素。我们希望在今后发展中，激励投资的总量政策理念能长期保持下去。（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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