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济》杂志 |
发布时间： |
2010年10月12日 15:19 |
作者： |
昱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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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近代世界历史，重大的金融事件往往会对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上世纪20年代德国的超级通货膨胀和30年代“大萧条”，为魏玛共和国的倒台、纳粹的兴起和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经济版图，为美国战后六十多年的全球霸权提供了有力支撑；80年代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及日本国内一系列不当政策，导致其经济陷入二十年的停滞，并彻底失去了挑战美国的潜力。
这次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多年来经济金融体系内在矛盾的全面爆发，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已经给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冲击，并将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全球经济增长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前，在信息技术革命、全球化、人口红利和债务膨胀等因素共同推动下，全球经济2003年至2008年间年均增长达4.7%。危机后较长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显著低于危机之前。主要有三个直接原因：
（一）发达国家庞大的政府债务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沉重包袱截至2009年年底，美、英、德、法、日的公债余额占GDP比例分别为83.2%、68.2%、72.5%、77.4%、2 1 7 .7%，负债水平普遍比危机前的2007年提高了15%-20%，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财政风险“警戒线”。IMF预测，如果要在2030年把发达国家平均债务水平降低到60%以下，需要在2020年前实现财政盈余占GDP的4.5%，并将该盈余水平保持10年。这样大规模的财政紧缩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如果发达国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继续高企，可能推高长期利率，并对私人部门投资形成“挤出效应”。
（二）发达国家居民提高储蓄率将抑制全球经济的最终需求过去10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普遍维持了低储蓄率、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危机之前，美国居民储蓄率仅为2%左右，远低于7%的历史平均水平。金融危机后，居民消费去杠杆化必然要求提高储蓄率。2009年美国个人储蓄率达到4.6%，为近10年来最高水平。如果美国居民储蓄率继续向历史平均水平靠拢，其储蓄率还将继续上升。发达国家居民减少消费，将减少全球经济的最终需求，对全球经济复苏特别是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三）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下降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转移和跨国实业投资的增速将有所下降，加上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在一段时间内全球化进程可能减缓，甚至陷于停滞。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化很难再像过去一样有力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四）美国和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危机前，美国“婴儿潮”一代的人口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人口红利则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美国劳动力人口年龄占比将在2012年左右达到最高峰，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绝对量将持续增长至2015年，但总的抚养比将在2013年达到最低点。美国和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对全球消费、投资和劳动力成本产生不利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形成制约。
（五）尚无新的产业和技术能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从深层次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由技术进步周期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实体经济要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强劲复苏，就必须出现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和突破，形成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当前，低碳经济和生物技术是最有可能替代信息技术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引擎的技术方向。但是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考虑，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前景尚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国际金融市场在未来一个时期能出现反复动荡此次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长期矛盾累积的产物，从本质上不同于以往的新兴市场危机。原来一直作为危机救助者的核心经济体国家成为危机爆发的主体，政府对市场的救助只是暂时将私人债务转化为公共债务。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要面临国内经济调整的巨大成本，这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未来一个时期很多风险因素会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从全球范围看主权债务风险、通胀和通缩风险、政策退出风险值得高度关注。以主权债务风险为例，未来真正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是美国的债务问题。美国政府负有巨额净债务，通货膨胀有利于减轻其财务负担。目前美国长期国债价格处于历史高位，一旦因通胀进入加息周期，长期国债价格崩溃，将在全球金融市场引发剧烈冲击。
此外，美元成为套息货币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当前美元已经替代日元成为最佳的套息货币。一旦美国国内出现利好因素，或者外围市场出现利空因素，套息美元将在短期内迅速回流美国。考虑到美元的特殊地位和避险功能，庞大的美元套息交易，将使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更加剧烈和频繁的波动。
从历史上看，全球经济再平衡总是会带来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二次大战后全球经济有两次大的再平衡。一次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一次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再平衡过程中，世界经济经历了十分动荡的时代，其间先后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发达国家陷入滞胀、以及美国通过推动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和泡沫破灭击退了日本挑战等重大事件。与70年代相比，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更加多元化，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单极”地位，必须在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击败战略对手。这个阶段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大宗商品的价格、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可能发生剧烈变化。
全球的经济版图和治理模式将深刻调整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美国综合国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的局面，但改变了世界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思路和方式。全球政治经济权力的分配和运行都将因之发生深刻变化。
（一）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的作用更加重要据IMF数据，发达经济体2008年、2009年、2010年GDP增长率为0.5%、-3.2%、2.6%，同期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增长率则分别为6.1%、2.5%、6.8%，金融危机后，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已经从2007年25.4%，下降到2008年的23.1%。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则从2007年的28.2%，上升到31.2%，预计2013年将上升到37.7%。
（二）美国参与和控制国际事务将更多地依靠多边国际组织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力相对衰弱，依靠单边主义维护美国的利益已经力不从心。美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将更多地通过对多边国际组织施加影响。比如，危机后，美国通过G20这个平台，进行全球重大经济金融政策协调。再比如，美国在不放弃否决权的前提下，支持扩大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IMF中的份额，以增强IMF的整体财力和影响国际金融体系的能力。
（三）遏制潜在竞争对手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尽管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整体实力有所削弱，但美国不会放弃全球霸主的地位。综合考虑意识形态、经济实力、军事潜力等方面的因素，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国家。尽管近一个时期美国在口头上不提遏制，但通过外交、政治、军事等手段施压迫使我国在经济上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加大。从2003年以来西方政府在人民币问题上的合作可以看出，迫使人民币升值是美国的一项长期战略。金融危机后，美国实力相对衰弱，中国影响大幅提升。这个时候从人民币汇率问题下手，对美国全球战略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近一个时期，美国及其盟友在黄海军演、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合围力度。综合分析，这只是美国对中国一系列遏制措施的开始。由于中国在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军事和地缘政治野心，加之中美间军事力量的差距，过去美国并没有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平等的对手。但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扩大使美国人提高了警惕。要遏制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潜力，必先遏制中国的经济潜力。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今后一个时期可能更多地运用综合手段迫使我国在重大经济政策上让步。
（四）大国间的经济金融博弈日趋激烈从美国和欧洲的互动看，美国需要应对欧元对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的挑战，同时需要欧洲的配合以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以利于美国经济金融的调整；从美国和日本的互动看，日本挑战美国的潜力基本消除，美国需要日本帮助承担其经济调整的成本，同时需要日本帮助共同遏制新的挑战者；从美国和中国的互动国际金融危机没有改变美国综合国力在全球遥遥领先的局面，但改变了世界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力量对比。
来看，美国对中国经济体系的潜力抱有很大的戒心，但在现阶段又需要中国这个最大债权人的配合；从日本和中国的互动来看，日本十分担心中国削弱其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影响，但也希望中国的市场有助其走出二十年的经济泥潭。从中国和欧洲的互动来看，中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欧洲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戒心，同时欧洲也希望在“欧、美、中”的大三角关系和“欧、中、日”的小三角关系中获取更多的利益。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与困难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采取了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实现了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升。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经济刺激的负面效应和我国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叠加起来，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困难。
（一）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可能趋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7%，特别是2002年到2008年之间连续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从经济增长的要素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发展主要有三个动力，即高储蓄和高投资、大量优质廉价劳动力供给、对外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路径。受内外部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些动力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都在减弱。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持续较快增长，但很难再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
关于国民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以来，我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呈上升势头，2004年以后一直在40%以上，如今已近50%。但是，40－50%的投资率在长期上是不可持续的。一是需求不足对高投资的强烈制约。在大多数工业产品已经产能过剩以及外需不振的大背景下，继续维持这样的高投资率必然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并将最终体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中国经济（GDP）同比增长6.1％，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比上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
高速增长的空间不大。我国向全球市场提供了近70%的日用消费品，市场份额继续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尽管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的市场份额还有较大提高的可能，但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向我国转移速度可能下降，从而影响这些产品的出口增速。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转变发展模式，提高储蓄率将对我国的外需形成抑制。二是我国多项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位，没有产能继续大幅扩张的空间。我国有210种工业品产能居世界第一位，钢铁、水泥产量占到全球四成，十种有色金属连续七年居世界第一。
与此同时，我国多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六大重点产能过剩行业（粗钢、水泥、平板玻璃、多晶硅、风电、煤化工）有四分之一的产能依赖国际市场，电解铝、造船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也十分突出。三是我国的投资率在大型经济体发展历史上处于最高位置，长期维持这样高投资率的难度很大。近年来，我国的投资率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由2000年的12.8个百分点扩大到2006年的22.2个百分点。我国目前的投资率不仅高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高速发展阶段投资率的峰值、也高于同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高速发展阶段投资率的峰值。
尽管我国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但面临很大的压力和难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内外部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全社会对转型带来的成本和震荡承受能力较强，是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期。现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外部环境，推动经济转型比以往更加困难。首先，在全球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的情况下，为银行的不良资产。二是高储蓄率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的上升主要归因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储蓄率的上升。这样的储蓄率结构意味着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和资本的分配比例上升，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对萎缩，这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关于大量的优质廉价劳动力的供给。长期以来，我国存在大量价格低廉、技能优良、禀赋条件较好的过剩的农村人口，这些劳动力与充沛的资本相结合，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并不是无限的，根据统计数据，1970—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势。由于新增劳动力数量减少，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下降。
关于对外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路径。改革开放后，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模仿和吸收，我国生产领域成功实现了技术飞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对外开放，依靠模仿推动技术进步的空间逐步缩小。如果在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的技术进步路径不能够成功地实现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飞跃，我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将会减缓，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下降。
（二）内外部环境将倒逼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国际金融危机压缩了依靠外需拉动经济的政策空间，加上我国经济本身的一些矛盾日益突出，对我国转变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发展方式形成了很强的倒逼压力。一是我国出口已经居世界第一位，持续我们面临推动转型和保持经济增长的“两难”选择。其次，在外需低迷导致就业压力增大时，我们面临推动转型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两难选择。第三，地方政府对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路径依赖，地方政府在推动转型方面缺乏动力。第四，经济刺激政策加大了我国的产能过剩，经济转型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成本。
（三）我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的共同影响下，我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维护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将成为决定我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健康发展势头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是银行面临不良资产增多的压力。据银监会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商业银行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规模达7.66万亿元，存在严重偿还风险的贷款占比为23%，其风险已不容忽视。有研究认为，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要大于有关部门的估计。地方融资平台投资的“铁、公、基”项目，相当部分缺乏现金流和还款能力。以地铁为例，我国最发达的三大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地铁项目都在持续亏损，其他城市新的地铁投资要实现盈利难度很大。与此同时，铁路建设投资也存在重大风险。我国第一条高速铁路运输专线“京津高铁”运营一年亏损超过7亿，为高铁建设敲响了警钟。2010年，我国仅铁路建设投资就将达8235亿，其还款能力值得关注。此外，银行在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也可能出现大量不良贷款。
二是资产价格泡沫有可能继续积累。近年来，我国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快速攀升，呈现出一定泡沫化特征。2009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更是使部分城市房价在原有较高的基数上继续大幅上涨。在人民币二次汇改的大背景下，存在大量热钱涌入推高我国资产价格的可能。资产泡沫通过两个渠道威胁到我国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一方面，一旦资产泡沫破裂，将使银行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日本的房灾和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前车之鉴。另一方面，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带来的快速回报和高利润率，将诱使产业资本纷纷转移到虚拟经济，造成经济“空心化”，间接损害金融稳定的基础。
三是外汇储备投资面临重大风险。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2.45万亿美元，面临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两大风险，保值增值的压力很大。从汇率风险看，我国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如果未来美元出现较长时间和较大幅度的贬值，我国外汇储备将遭受重大损失。尽管目前欧洲主权债务问题使得美元保持相对强势，但从长期趋势看，美国持续巨额货币发行和巨额政府债务将导致美元贬值。同时，美国也需要通过美元贬值减少逆差、平衡经济。从利率风险看，我国外汇资产大部分以长期债券形式存在，如果未来美国和欧洲因为通货膨胀上升而大幅提高利率，我国外汇储备将面临十分惨重的损失。对于三十年期的利率为4%的债券来说，利率提高一个点，债券的价格就会下降25%左右。
四是中长期内的通货膨胀风险加大。尽管我国从今年6月份CPI环比开始下降，但中长期的通货膨胀压力仍然较大。从国内看，除了货币流通量较大外，我国劳动力、资源、环境的成本有逐步提高的趋势，这将在较长时期内推高我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上看，美国持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有可能在未来一个时期诱发全球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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