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沙洋县地处鄂西北山区与江汉平原结合部，境内水系发达，河港纵横，湖库众多，水资源十分丰富。特殊的地貌特征加之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经常是旱涝灾害频发，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基本十分相似。７月中旬，在湖北省水利厅的推荐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沙洋就该县农田水利设施情况进行了调查采访。

　　村民：没感觉到政策带来的变化

　　“中央的政策是好的，但到基层就变了。”７月１４日，在湖北省沙洋县曾集镇张池村，现年３９岁的该村村民王红兴对前来了解基层农田水利设施情况和地方政府贯彻落实中央１号文件情况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据王红兴等村民介绍，他们都从电视或报纸等新闻媒体上了解到今年中央１号文件锁定农田水利建设，曾经还为此高兴过一段时间。“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感觉到与往年有什么变化。”村民们说。

　　村民们告诉记者，虽然沙洋县是我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境内不仅水系发达，而且河港纵横、湖库众多，水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地处江汉平原与鄂西岗地过渡带的张池村，历来就是有名的“旱包子”，农田灌溉一直以来都是依靠全国第八大人工水库的漳河水库。

　　“现在的问题是，漳河有水却引不过来。”村民钱武虎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虽然张池村距离漳河水库取水口只有５公里路程，但由于修建于人民公社时期的仓库支渠和连接田间地头的沟渠缺乏管理主体，自税费改革后，已经多年没有进行清淤维修，不少沟渠不是自行垮塌了，就是被村民占用种地了，根本发挥不了抗旱作用。

　　钱武虎告诉记者，在农村基层，农田水利设施自然损毁或遭人为破坏的现象非常严重，由于缺乏管理主体，往往是有人用水，却无人修渠。

　　抗旱费用惊人

　　“（漳河）水还是能引（过来）的，只是成本太高，村民们根本用不起。”王红兴告诉记者，由于沟渠年久失修，跑冒滴漏现象十分严重，往往是在漳河买了１０００元的水，放到自家田头剩下不到１００元了。

　　以我家为例，王红兴说，今年他家共买了两次水：第一次是５月５日，收割完油菜后，他花５００元钱买了３亩田的下秧水；第二次是在５月２８日，插完秧又从漳河买了８００元的水。

　　其实，王红兴用在农田灌溉上的钱远不止这些。根据本报记者与其初步计算，王红兴今年（截至记者采访时）用于解决稻田灌溉的费用大致如下：从漳河灌区买水两次共计１３００元，在承包地请人挖堰塘一口６０００余元，大小潜水泵４台近１０００元，塑料水管１０００余米约２０００元，电费近５００元，总计约１０８００元。

　　“在曾集镇来说，张池的灌溉条件还是属于比较好的，由于地处仓库支渠上游灌区，至少还能从漳河放水到村里。而在邻近的张港村，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和沟渠毁坏严重，村民们基本上只有靠从机井抽水灌溉农田。”陪同记者采访的曾集镇水利服务中心主任易伦高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据易伦高介绍，根据他的调查，在张港村，村民投入到抗旱上的费用户均超过２万元，平均每户拥有机井３口以上。

　　引发用水纠纷

　　随后，记者来到了张港村。在张港村四组，村小组长张辅成告诉记者，张港村四组是个只有４４户１８０人左右的小村庄，人民公社时期，村里曾组织村民修建了３座水库，基本上能够满足全村４００多亩耕地的灌溉用水。然而，近些年来，由于缺乏管护，不但水库淤塞严重，基本失去了蓄水功能，村民们之间为了争水还闹起了纠纷。当天上午还有村民因为抽不到水、没法插秧而到曾集镇政府上访。

　　上访的村民叫刘义光。据其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他本是本省利川市人，２００４年因购买张港村四组村民雷克华的房屋和转包他的承包地，由利川迁移落户至该村小组。

　　“太欺负人了。”军人出身的刘义光告诉本报记者，自２００４年落户该村后，他一直与其他５户村民共用一口面积达７０余亩的堰塘水库。今年年初，其他５户村民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各自找来施工设备，将堰塘水库一分为五。当时，他向当地派出所和镇政府进行了反映，但派出所称，此事不归他们管，镇政府也在派人来看了一眼后未加制止。

　　据刘义光介绍， ７月１２日，他把水泵放到水库里准备给尚未插秧的稻田抽水时，关铁平（５户村民之一）走过来就将他的水泵拿开，不让他抽水浇田。在与关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他向张港村和曾集镇进行了反映，要求村、镇进行协调，说服关铁平或其他村民能够让他抽点下秧水浇田，以便秧苗下田。然而，未获成功。

　　于是，刘义光前往沙洋县信访办和沙洋县政府上访。

　　“这地没法种了，现在的基层干部根本不给老百姓办事。”刘义光告诉记者，在沙洋县政府上访时，分管农业的领导还没有听他把话说完，就叫他自己回去（向其他村民）要求（抽水）灌溉。

　　“如果我能要求得到，还需要上访吗？”刘义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