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辞典

　　自愿碳减排交易

　　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国家发改委负责人表示，中国公布的目标是国内自愿、自主的行动。在国际上，尚没有减排义务的中国，至此开启了任务明确的自愿碳减排之路，而一个资金规模巨大的自愿碳减排市场也呼之欲出。2010年5月27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建立了国内首个自愿碳减排交易平台。

　　中国“碳”路困局：CDM面临失效

　　本报记者 骆珊珊 发自广州

　　约翰?沃德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普通农民，拥有89英亩(约36公顷)农田。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位环保支持者，沃德通过“免耕播种法”，减少翻耕时土壤中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对减缓全球变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更有趣的是，沃德还能把这些通过改进生产方式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拿到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出售，每年能获得约200块美元(约合人民币1328元)。

　　把二氧化碳像农产品一样进行交易，对于美国农民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将二氧化碳排放权定义为一种商品开始，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就已形成。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在2008-2012年间，全球碳交易的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或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但是，在中国境内，至今仍没有一单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成功，“全国都想吃第一个螃蟹，为什么没有来吃?因为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太多了。我们领导的担忧很多，企业的担忧很多。”在一次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媒体研讨会上，湖南省CDM项目服务中心主任张汉文告诉记者。

　　然而真正的开拓者，并没有轻言退缩。毕竟，想吃螃蟹的人已经开始行动。

　　CDM获批路漫漫

　　11月2日，在广东省开展国家低碳试点工作启动大会上，广州市市长万庆良建议省委、省政府明确广州成为省低碳示范城市，支持广州建立碳排放交易所。而早在今年2月，武汉市发改委已向国家发改委报送了《关于在武汉市试点筹建国家碳交易中心的请示》。到目前为止，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都已建立碳排放交易所。

　　“20年前美国就开始二氧化硫总量控制的交易，投入了20亿美元，将二氧化硫排放量从900万吨减少到700万吨，现在一共产生了1230亿的回报。而中国目前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是2000万吨，如果通过市场机制也能减少到700万吨，估计中国每年的回报将达到1万亿美元。”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在研讨会上告诉记者。无论是硫排放还是碳排放的交易，看来都是“钱途”光明的。

　　由于我国尚未推行碳排放强制交易，在中国要做真正的碳交易项目，仍是困难重重。国内已建成的交易所目前都只能从碳排放自愿交易上寻找买主，交易量可想而知。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内容，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家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遵循的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3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是针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减排设计的：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大减排力度，从而抵减本国所应承担的减排义务部分指标。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国CDM项目迅猛增长，以平均每天1-2个的速度不断开发出来，但由于对CDM机制不了解、没有选对咨询公司等原因，导致许多CDM项目在审批阶段就被刷了下来。

　　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召开前夕，10个已经进入有条件注册状态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被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简称EB)退回重审，理由是EB怀疑中国的风电上网电价是经过政府精心设计的，即用CDM的收益代替了原本该由政府支出的补贴。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月19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部CDM项目为2369个。但在联合国已注册的中国CDM项目，却只有701个，已经获得签发的中国项目更只有174个。

　　碳交易其修远兮

　　去年8月，上海的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7万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亦称碳补偿)的中国企业。

　　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碳交易，“因为在碳市场里面涉及六大环节：确定总量，配额，分配方式并发放，监测核实报告，交易，直至最后的惩罚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确定总量，如果要进行碳交易，国家必须有碳排放的总量控制，根据总量对各个企业、各个地方分配减排量，有了总量控制才能有成本和价格，才能通过最低的成本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进行市场交易。中国现在还没有确定减排总量，因此我们只能从自愿减排做起。”北京环境交易所总经理梅德文表示。

　　去年11月政府颁布了“到2020年全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但对于总量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然而随着2012年的到来，中国面临的碳排放压力也越来越大。因为根据《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2012年之前发展中国家无需承担全球碳减排义务。那么2012年之后呢?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并没有达成这方面的协议。如果2012年以后发达国家无法为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减排埋单，未来面临的问题就是，CDM可能失效。

　　目前，欧盟是CDM机制最大的买家，但是在2012年到2020年之间，欧盟计划大幅削减在排放交易体系内所使用的CDM额度，所以美国(已于2001年退出《议定书》)等国家是否愿意加入CDM排放交易成为关键。

　　在专家看来，CDM也并非中国碳交易的出路，甚至有业内人士建议，中国应尽快跳出CDM，寻求新的路径来发展碳交易。同样没有加入《议定书》的美国，或许可以成为中国借鉴的对象。美国采取的自愿碳减排交易(VER)与天平汽车保险公司的案例相近，但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不少州政府都设立了强制的总量目标，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也引入了类似欧盟强制配额交易市场的模式，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碳交易。如果单靠企业和个人的社会责任感，恐怕难以形成相当的规模。

　　中国难有真实的碳交易

　　本报记者 骆珊珊 发自长沙

　　没有确定减排总量，决定了中国碳交易的开展无法照搬别国的模式，而要进行真正的碳交易，中国目前还缺乏哪些条件，政府在其中应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11月18日在长沙举办的中英气候变化研讨会上，湖南省CDM项目服务中心主任张汉文和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也和时代周报记者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时代周报：2008年长沙就建立了环境资源交易所，尴尬的是，两年来只做了一次买卖。全国这样的情况应该也不少，有这样的交易所存在，但没有发挥作用。

　　张汉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中国还没有一单真正的碳交易，包括排污权交易。为什么形成不了交易?就是市场，我不太同意这一种观点，政府该做的都做了。实际上关键是政府没做，因为没有政策。政策到哪里市场就到哪里，政府没有搞怎么会有市场呢?

　　黄杰夫：没有什么好尴尬的，大家都在探索，二氧化硫美国交易了20年，政府确实在里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但目前我们的执法力度不够，违法成本太低，例如在美国二氧化硫每超排一吨要罚3000美元，而且还要进监狱。任何一个是市场的都要符合市场规律，进行金融市场的交易，如果说还是半行政半市场，就是一个四不像，再过10年还是没有市场。所以以后的二氧化硫也好，二氧化碳的交易也好一定要打破市场界限。

　　时代周报：有一个说法指碳排放的增加并不是造成全球变暖的原因，这是一个阴谋论吗?

　　黄杰夫：2009年阿拉斯加一个900户人的小镇举行了一次投票，表决是否要把这个镇从海岸线往内地迁移九英里，因为气候变化他们居住的区域离海越来越近。所以是不是阴谋论，还是由自然科学家来解释吧。

　　张汉文：温室气体对人类的生存有害是毋庸置疑的。境上认识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减排可做可不做。但是从资源的角度来讲，那就不得不做。也许还有26年石油就要耗尽了，煤炭还能用50年，如果还不搞节能减排肯定是不行的，从资源的角度来讲你必须马上动手。

　　时代周报：政策配套要如何完善才能加快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成熟呢?

　　黄杰夫：我反复强调要在中国开展碳交易试点，而且要和国际谈判分开来。国际谈判是政府间的，这个谈了18年，从1992年里约热内卢谈判到今年11月的坎昆会议还要谈。我觉得国际谈判和在中国进行这样的试点分得越开，越有好处，我们做这样的试点是为我们自己企业的发展，为我们自己可持续改善我们的环境。国际碳交易之父桑德尔博士将一个金融市场的形成总结为十二步，讲得夸张一点，这12步是人类几百年来的内部规律。如果我们按照这个规律本身，并参照国外的经验教训，我非常有信心跟国内大多数人士合作把国内的碳市场交易一炮打红。

　　张汉文：从国内来讲，省里面的一些领导就在担忧，因为你讲的这个谈判与我们试点分开，往往很难实现。碳交易的好是对世界来讲的，但是对地方来讲是件很可怕的事，地方政府有很多担忧，但湖南省还是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探索，全国都想吃第一个螃蟹，为什么没有来吃?因为这里面存在的问题太多了。

　　黄杰夫：我不同意碳交易是很可怕的，也不同意碳市场很好。我们要客观来评，我从来没有认为碳市场就是灵丹妙药，它只是众多工具之一。至于说碳交易会不会影响到地方企业的发展，就像一把刀如果没有用好，完全可以影响到地方企业的发展。

　　美国最大的电厂也自愿加入碳减排交易，给自己戴了一个绿帽子，他们并没有因为参与了碳交易，被迫增加了成本，就倒闭了，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因为参与了碳交易，做了大量清洁能源，包括风能的投资，并继续保持着它在行业第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