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2日，碳排放价格大幅下挫，收于每吨12.41欧元，当日下跌8.6%。
　　这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后欧盟碳市场的第一个交易日，它再一次证明，哥本哈根不相信童话。
　　利益！矛盾！谈判！博弈！尖锐的字眼充斥整个气候峰会始终。“这是一次令人心潮起伏的经历。回国后我感觉像是从地狱回到了天堂。”气候组织政策与项目研究总监喻捷如此形容她的“哥本哈根之旅”。
　　历时2周的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次被称为“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的会议令人非常失望。
　　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人们将目光集中到了两个方面：第一，穷国和富国由于发展不平等，应分别作出怎样的减排承诺；第二，由于历史原因，富国应该为穷国减排提供哪些帮助，很多争论都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
　　2009年11月26日，中国正式宣布了碳排放的目标，决定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随后仅过了几天，联合国碳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DM）执行理事会（EB）拒绝审批了10个来自中国的风电CDM项目。其给出的拒绝理由是，中国调低风电上网电价，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改变投资动机。
　　这无疑给中国碳交易市场敲响了警钟。
　　40%~45%保守？
　　当中国承诺减排的数字一出，就有相关的专家高调表态，说中国提出的这一目标过于保守。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黄杰夫对《融资中国》记者表示，有数字就证明中国往前迈了一大步了，“这也是达到对外自主、对内刚性的硬性指标，通过市场化手段帮助排放企业以最低成本达标，创造一个重要的政策环境”。
　　中国的碳市场究竟有多大？面对减排额度，将采取怎样的模式和途径达到目标？
　　据有关报告预测，全球碳市场潜力巨大，2008-2012年间，全球碳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将达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然而，在中国，只有寥寥几家排放权交易市场，碳交易仍为空白。主导、参与或建立中国自己的交易体系，或是一项值得投入的长期投资。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在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二氧化碳减排20-30亿吨，比欧洲国家减排量加在一起还要多，要达到这么多二氧化碳减排，如何减？
　　“在行政手段的背景下，我个人认为，达到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有可能性的。在十一五的规划当中，二氧化硫、水污染物、单位能效有三个总量控制的目标。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觉得十一五完成这个指标，信心还是非常大的。国家规定了碳强度，单位GDP的碳指标，按照过去十一五的历史轨迹来讲，应该还是能达到的。”黄杰夫曾经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前，中国碳市场的交易方式都是自愿减排，一位碳基金内部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如果中国政府立场很坚定的话，应该不会过渡到强制减排阶段，因为像印度、巴西还是在义务减排里面。强制减排肯定会限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同的声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碳市场的副研究员陈洪波，他曾经公开表示，将来的碳市场，必须是一个强制性的市场，即政府制定总量，才会有需求。
　　CDM向左or向右至少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能为中国相关企业带来不小经济效益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日子还很“滋润”。
　　然而，面对《京都议定书》2012年后减排协议的不确定性，以及十大风电项目被拒的灾难，CDM还是迎来了多事之秋，正站在是否转型的十字路口上。
　　一位CDM咨询公司人员透露，全球金融危机让很多ＣＤＭ咨询机构转行了，因为他们很多项目没有注册成功，资金得不到补充。
　　早在几天前，记者便从知情人士处得知，国内一家小有名气的专门从事CDM的咨询机构由于股权变动暂停营业，随后公司内部人员也向记者证实，此机构已经停止运营。
　　同一时间，英国某碳基金内部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她已从专职做CDM项目改做金融了，询问其原因，她直言CDM前景不明朗，缺乏行业规范，投机性很强。
　　种种迹象表明，CDM正面临生死劫。
　　黄杰夫则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在一年前就跟大家喊‘狼来啦’，当时就不看好这个，但有很多人不愿意听，因为2009年初时，CDM小日子过的还不错。其实当时已有很多大公司开始转型了。以项目为基础的CDM恐怕将来在中国就不会有了。而它在欧洲这样的国家会继续存活。现有的CDM游戏方式，我个人认为是比较困难的。今后要么自己减排，要么成立自己的碳市场，如果还是以项目为基础的CDM，以后就很难办了。行业减排的苗头越来越明显。”作为亲临哥本哈根会议的特派员，喻捷也向本刊记者表达了对CDM的担忧：“2012年以后的碳市场将只有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的存在，CDM未来没有法律约束力，信号不明朗。”即便CDM面临种种无法逾越的鸿沟，仍有一批“偏向虎山行”的执着者。
　　上述碳基金内部人士表示，现在还没有达成一个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今年可能会有一个结果，感觉会是延续以前的一种模式。发达国家肯定会承担义务，这样我们这些买家应该还会继续做。前段时间中国的风电注册项目挺多，之所以被拒，有关方面可能是想减缓一下中国注册的速度，毕竟EB对中国的CDM项目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CDM市场还很难说，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也提到相关的内容，一切要等到今年年初协议确定下来，再看是否延续。”普华永道可持续业务方案总监张鉴钧对本刊记者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2月18号，国内在发改委审批的CDM项目有2279个，减排量为4.36亿。
　　众所周知，过于繁琐、漫长的审批过程，以及激励政策不够配套，曾阻碍了各种CDM项目的进展，令投资者也望而却步，实际上真正取得效果的项目数量并不多。中国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但仍以CDM项目的场外交易为主，市场亟待完善，仍需破解多道难题。
　　中国目前没有减排市场“中国其实没有减排市场。”不止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如此强调。
　　“中国仍需探索适合本土国情的交易模式。国内的气候交易所目前只是做二氧化硫等期货交易，碳基金的状况也不好，金融危机已经让他们纷纷撤单了。”张鉴钧表示。
　　而致力于引进国外先进碳交易模式的天津气候交易所（ＣＣＸ）正在建立中国自己的一套碳交易体系，“第一，要服务国家的相关减排政策；第二，希望把做不了CDM的指标给消化掉。”相关人士评价说。
　　“怎样建构、监管碳市场？在国外很多都经过‘三可’，美国已建立了一套‘三可’体系，即可核查、可报告、可监测。将来在中国怎么进行‘三可’？我觉得监测是一方面，监管又是另一方面。怎样搭建一个丰满的阴阳相配合的碳市场，怎么帮助进行价格发现，帮助企业套期保值，这些方面我们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成功的经验，应该能在中国的碳市场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交易所的人应该组织起来，环境交易是新生行业，希望得到大家的呵护与支持，关键是怎么用市场化的手段来达到整个企业的减排。”黄杰夫补充道。
　　中国的碳源世界上最大，但是没有自己的交易市场，中国在碳市场没有定价权。
　　但是，在中国应该建什么样的排放权交易市场，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争议仍然较大。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家贤曾表示，中国处于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低端，由于碳交易的市场和标准都在国外，中国为全球碳市场创造的巨大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价购买后，包装、开发成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在国外进行交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权供应国之一，中国没有一个像欧美那样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不利于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
　　不言而喻，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在迅速壮大。来自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和再生能源等行业的各大企业，纷纷从发达国家引入先进技术，实现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的目的。
　　正如一位深谙碳交易市场模式的人士所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碳市的巨大“蛋糕”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还很大，在谋取低碳话语权的同时，各类机构应加强探索适合中国碳市的减排交易市场，并角逐于这个市场，争抢减碳市场的机会。
　　改变中国碳市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