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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件事情”与“七年论证”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 发布时间 2009年03月25日 07:44 作者 萧遥;刘夏
   
  六、七,简单的数字,曾经记录的,是上海这个城市孕育国际航运中心梦想的艰难历程。这就是“做好六件事情”以及“七年艰难论证”。
  时至今日,一份期许背后,又承载着上海经济优雅转身的压力。从完成港口硬件设施建设,再到期待“两个体系”、“一个综合试验区”的突破,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规划和建设的目标也日益深化,试图谋求与国际接轨的发展空间。
  十余年,磨一剑。溯及酝酿与筹划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历程时,一位曾经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地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业界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笑言:“那就谈谈国航办(注:上述机构简称),这个机构从无到有,再淡出,它也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历程的见证者。”
  做好六件事情
  这位业界资深人士表示,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目标之后,199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曾经两次到上海开会。随后,国务院正式确定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要做好的“六件事情”。
  这“六件事情”是:组建上海航运交易所,完成长江深水航道的治理,组建上海组合港,完成外高桥一期集装箱码头的改建和二期新建工程,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新港址进行比选,以及开通宁波港到美国东海岸的航线。
  “这些都不像是一个任务提出的,也不是泛泛而谈,当时已经项目化,明确了责任主体,分解给相关的政府机构去完成,每件事情也都有相应的时间节点。”这位业界资深人士说。
  如今回溯当时提出的“六件事情”,这位业界资深人士认为,主要是为了解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的硬件、软件建设,市场环境以及周边港口协调等问题。
  “比如,当时国航办专门研究了长江沿岸港口的竞争以及合理分工问题,组合港这个机构就可以来协调这个问题。”这位业界资深人士说,“尽管现在看来,组合港职能的发挥离当初预想得还有些距离,但是,这样的工作架构以及任务设计,经费都是有保障的,有一个机构推进,就会比较扎实。”
  与此同时,当时根据“时势所需”而设立的国航办,更多的是充当“协调角色”。这位业界资深人士回忆起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历程时,深感国务院以及相关各部委对这一战略的支持力度之大。
  “交通部派了一个水运司的副司长专门到上海推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工作,他在上海住了两年,可不是“飞来飞去”的,当时我们都是一起办公。”这位业界资深人士说。
  这位业界资深人士还清晰地记得上海航运交易所建立初期遭遇的故事。他表示,在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认识过程中,上海对要素市场建设的必要性非常重视,但是同时也遭遇了没有“话语权”的困境。“航交所当时有一个职能,叫运价报备。但是,外国船舶公司都不买账,不愿意来报。”他说,“我记得有一次,最后一家是一个美国公司,迟迟不到,交通部就给他下通知,最后截止期它还是报了。”
  在这位业界资深人士看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就是这样在摸索中不断前行,并且,如期完成了国务院确定要做好的“六件事情”。
  七年艰难论证
  1996年9月之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工作重心开始逐步转到对新港址的论证。
  另一位熟悉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规划和建设讨论内情的资深业界人士张生(化名)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这场论证持续时间之久、论证过程之艰难在业界“前所未有”。
  对此,这位业界资深人士由于全程参与了新港址论证工作,也颇有同感。不过,他表示:“这样的项目,存在争议也很正常,如果论证过程没有什么波折,反而不正常了。”
  这位资深业界人士进一步表示,当时交通部要求上海、江苏、浙江三个省市,分别就各自所提出的深水港新港址提交相关报告。“当时,上海提出了洋山港,江苏是太仓港,浙江是宁波北仑港。”他说道,“但是,论证进行得很艰难,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洋山港论证的资料堆在一起都能装满一个集装箱。”
  新港址论证过程中间,主要问题还是选址,从技术、经济效益上,都进行了反复论证。
  一个新港址,七年艰难论证,终于浮出水面。洋山港,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新港址的最终立项方案,也肩负了新的使命。
  “当时我基本上是一周去一次洋山港,开始的时候是坐小船,大概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遇到刮风就回不来了。”这位资深业界人士说,“后来,条件好一点,船大一点,但也需要两个多小时。现在,东海大桥开通以后,半个小时就到了。”
  在张生看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最终定址洋山港,也体现了长三角地区联动发展的迫切愿望。“这也是一个重大突破,它不是在上海的地域,突破了地域的界限。”这位资深业界人士也认同这种看法。
  这位资深业界人士介绍,2003年,洋山港建设工程正式立项之后,国航办的行政职能也开始逐步淡化。
  “一部分深入介入洋山港论证和规划的同事,后来就去了洋山深水港建设指挥部,还有一部分同事转到了相应的职能部门,比如航交所、组合港,以及2003年组建的上海港口管理局。”
  40余人,七年,一个职能部门的聚散离合,伴随着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如今,新的愿望,新的突破,也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历程中扬帆,期待新的航程。
  期待新的突破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同的声音,现在也有人认为,上海已经建成航运中心了,港口货物吞吐量是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是世界第二。”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真虹说,“但是,这些还只是硬件方面的,我们在航运服务领域还有很多软肋。”
  目前,面对金融危机冲击,上海的工业生产、外贸进出口、财税收入等经济指标持续下滑,也开始“倒逼”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程提速。去年以来,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公开表态,寄望于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实现“新的突破”。
  “在货物总量上,我们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进一步降低。在这期间,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服务的质量,争取一定的发展空间。”张生说,“等到进出口繁忙的时候,主要精力是放在运输方面、硬件建设方面,很难考虑政策是怎样兑现的问题了。现在反而是一个思考的契机。”
  上海市市长韩正曾在多次公开场合表示,上海经济面临自身转型的巨大压力,要以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抓手,实现新的突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航运中心关键是做什么呢?关键是做航运服务,不是现在只做航运的运输物流。”韩正曾经在某次会议上说,“在大城市,服务业、运输的代理保险和金融服务,这些在哪里?这些在伦敦,他们赚大钱。所以我们必须把航运服务业发展起来。”
  2008年7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洋山港时也指出,上海要紧紧围绕建成东北亚国际枢纽港的目标,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着力打造航运服务资源集聚中心,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温家宝在沪考察期间,也曾经听取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汇报工作,张生参与了本次讨论。他进一步对本报记者表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研究工作也在逐步深入,不仅明确了北外滩、临港新城的定位,去年实现的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两个体系”建设――进一步优化集疏运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
  张生称,目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进程中“新的突破”,即是寄望于国家能够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力度。“如果能够在洋山港建立国际航运综合试验区,就可以试行税收优惠、第二船籍港制度等,一揽子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去年,我们专门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的几位专家做了一个课题,我曾经带他们到大小洋山港去看了。”张生说,“他们觉得这块搞综合试验区是最佳的地方,所以当时是去年提出了综合试验区的概念。”
  “从上海的角度来说,我们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有了这个政策,能够在服务领域里做的更深入一些,更好更加完备。” 张生说,“没有政策的支持,总觉得好像少了一些东西,有些问题很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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