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国内民众一样,因为近代社会教育和传媒的发达,让人们对政府来主导社会运行、分配财富、把握平等有着深深的依赖情绪。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出来了,民间稍微感觉振奋一点,因为提出要把更多自主权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包办。不过,正如了解国情政情的少数人所料,很快,计生委、财经办之类机构的人就出来给民间的热情浇冷水,给大方针套笼头,比如生育双胞胎的不能算单独,比如农村土地交易的红线加底线之类。看这架势,改革政策最后落地以后,能有百分之五十朝市场化前进就算好的了,说不定,也会像十年前的那次三中全会一样,也是空有一大堆改革的目标和政策宣示激发新政的期望。

　　比如所谓房地产调控,从2003年开始,一年年层层加码,既没有达到降低房价的短期目标,更没有遵循市场交易自由的根本原则。原因无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为限价就可以降价,而无视房价飞涨的根本原因,一是因为滥发货币、通货膨胀,所有资产价格几乎都在高涨,房价安能独善其身?二是政府垄断土地交易,土地供应自然有限,盖出的房子相对稀缺。

　　其实,要降低房价,只用一招就可以了,就是土地确权,企事业、个人尤其是农民拥有的土地都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买卖,土地供应量大增,房价自然会应声下降。但政府没动力这么干,为什么?大家能自由交易赚钱了,可政府收入就少了——卖地比征税来钱快很多;官员寻租的机会也少了——有管制、审批才会形成贪腐。而且,这也符合官员们因循守旧的习惯——“土地国有”这个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大帽子既然戴上了,就算知道它于国于民无甚利益,但没有强力人周文翰文化产业和艺术投资专家,长期为国内外媒体撰写文化艺术方面的评论文字物或者危机,谁也不愿公开抹掉。

　　说到底,真改革的时机似乎还没来,好像还没有危机,只有像1998年前后那样,国企真撑不下去,政府才有卖掉国企的决心;像1978年那样,出国一看,中国真的落后人家几十年,才有动力变一变政策。真改革者,都是要削减政府的权力的,没有权威、没有策略,最后就会被官僚层层消耗掉,变成新的繁琐条文。

　　进一步,有权威的决策者面对的不仅是官员阶层明里暗里的反对,也有敢于和所谓民意对抗——至少是周旋吧。实际上,国外国内民众一样,因为近代社会教育和传媒的发达,让人们对政府来主导社会运行、分配财富、把握平等有着深深的依赖情绪,或快或慢地要沿着高福利、高税收、再到财政破产这路走下去。只有极少数政治家敢于对抗这主流民意,告诉大家自负其责才是美德,越多自由、越少税收才是好政府。而大政府、包养一切的政府只会让官员的权力越来越大,好点儿的话,就如欧美一些政府,政客、官僚讨好选民,上台后提供各种福利,大家一起浪费消费社会财富,越来越缺乏竞争力,干耗着等破产,差点就会走向计划经济、管制社会,维持不下去,就只能拼等级分配财富,最后大家既得不到自由,也没有平等可言。

　　这样一看,做改革者真是挺不容易的,大家的期望值降低一点也没什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