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举行的第十六届上海电影节电影大师班论坛上，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与香港导演杜琪峰围绕“电影的现实影响”展开对谈
    
    电影对现实生活意味着什么？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张力究竟有多少可能性？昨天下午，在第十六届上海电影节电影大师班的第二场论坛上，美国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与香港导演杜琪峰围绕“电影的现实影响”展开对谈。
    最近引起国际争议的“斯诺登事件”成为这两位敏感于现实的导演的共同话题。
    在杜琪峰看来，这样的题材对于电影来说并不新鲜，有关泄密与特工的题材已经被拍过很多次。但奥利弗·斯通认为：“斯诺登这样能够揭发内幕的人并不多，斯诺登是英雄，值得赞扬。他揭示了美国人的嘴脸，其实这样监听对美国民众也并没有好处。”
    电影圈中，奥利弗·斯通素有“老愤青”之称。他常常在公开讲话中表达自己与美国官方相悖的政治见解，包括历史教科书问题、政治对电影行业的操纵、美国对战争的美化等。
    而在电影创作中，将现实社会与历史融入电影一直是奥利佛·斯通的坚持。从关注战争与历史的“越战三部曲”，到关注政治的《尼克松》、《生于七月四日》、《刺杀肯尼迪》，以及关注资本与人性的《华尔街》。他将触角伸向战争、资本与国家关系等方面。“年轻时，我的政治立场非常保守，但后来去了中美洲，又去越南。这些经历让我对美国政府的看法有了改变。”斯通说。
    戏剧化地表达观点
    “电影是时代的记录。”杜琪峰在谈起电影与现实的关系时说。奥利弗·斯通的《华尔街：金钱永不眠》就是高度关注现实之作，影片以金融体系的起起落落为背景，刻画了人性中的贪婪、不忠以及失信。2012年，杜琪峰也有一部关于金融体系的电影，名为《夺命金》，讲述的是金融海啸下的香港社会百态。
    在杜琪峰看来，道德约束与宗教信仰是改良人们行为的重要方式。因此，电影导演的社会责任也是杜琪峰看重的方面。“作为制作电影的人，我们对社会是负有责任的。电影一定会给观众带来感受，带来影响。电影导演也一定有他想告诉观众的东西。”
    譬如，在好人与坏人的斗争中，坏人最终会遭到惩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已经被视为一种定式。在杜琪峰看来，固然“任何电影都可能传递一种价值观给观众，坏人应该被绳之以法”。但同时他也强调：“这个事情的发展过程非常重要，而且各有不同。电影是一个时代的表达，总会留下一些时代性的痕迹。”
    之于斯通，这个“时代性的痕迹”就是一腔愤怒的炮火。“美国的历史教育很可怕，迪斯尼版本把所有的美国历史都做了删节。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做错了事，因为我们强大，我们一直采用傲慢的方式在其他国家施加我们的影响。在和苏联的大国关系中，我们体现了最糟糕的影响力。”斯通不改“老愤青”本色。
    但是，人们所认识的历史也只是片面的和局部的，电影导演又如何能够全面地认识历史真相，并以电影的形式来告诉人们呢？
    斯通对此并不讳言。“任何历史学家都要做出选择，做出删节，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历史的全貌进行表达。”对于个人在历史面前遭遇的困境，斯通作出了这样的选择：戏剧化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呈现一个宏观的背景，这个背景中的所有内容都是有依据的，“这样的影片所代表的历史阐释是我个人的，但人们却不能说这不是事实。”
    “拍摄暴力是为了反对暴力”
    不论斯通还是杜琪峰，他们在电影中都有对“暴力”的表达。有时，电影中的暴力元素可能会让观众感到不适，甚至影响到社会内在心理。
    斯通认为，导演和观众需要区分电影和现实的暴力。“电影是现实的夸张。不论怎样，暴力是可怕而丑陋的。我希望让观众看到这一点，实际上是为了反对暴力，而不是为了让观众得到感官刺激。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然而，杜琪峰的处理却与斯通不同，他选择赋予暴力镜头美感与色彩。“我自己都不喜欢见到太让人难受的场面或者是设计，我会觉得这种动作应该是很有动感的，像舞蹈一样，并且让它有自己的色彩在里面。”他说，“我不希望让观众看到不适的画面。”
    杜琪峰认为，过分暴力会影响电影本身。“我觉得如果你过分使用暴力，渲染暴力，会让观众脑子里留下一个挥之不去的画面，反而电影本身的内容会被忽视了。”
    在斯通看来，关于暴力与战争的电影会让人从中获得勇气甚至模仿。但杜琪峰认为，不论暴力电影的多少，现实中的暴力总是存在的。“要排除潜移默化的影响，创作者自己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要把对观众的影响放在心里。”摄影记者/任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