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平淡、缓慢的叙事节奏，几乎不动的镜头，极其内敛、克制的表演方式，成为小津安二郎表现家庭题材的独特方式，并在他身后汇聚为传世经典
    
    20世纪初，日本诞生了三位享誉世界的大导演。沟口健二常常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不幸遭遇，黑泽明活在一个远古的充满侠义道的世界里，而小津安二郎，则慢悠悠地拍着中产阶级的家庭故事。
    他们三人的相貌也各有特色。沟口长着一副庸碌老伯的样子，黑泽明本人仿佛是穿越到现世的高大侠客，小津的出生年月在两者中间，瘦长的脸庞，嘴角似乎总带着点儿幽默劲儿。
    小津生前的国际声望并没有前两位大师那么高。“所谓他电影中的日本符号，以及说他作品中反映了日本传统生活伦理的‘物哀’，都是一些西方影评人以东方主义的眼光看他的作品得出的一些‘偏见’。”日本电影研究者连城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他的国际性，体现在他的独特的手法，以及表现家庭日常生活的题材，能超越任何种族、语言的界限，引发人们的共鸣。——黑泽明的电影手法非常西化，因而更能引起西方人的欣赏，这和小津享誉国际的原因不一样。”
    还有一种解释是，日本电影界不太自信他的作品风格能够被西方观众所理解，所以没有频繁地送往国际影展亮相。相比悲悯的《七武士》、能剧般的《雨月物语》，像《东京物语》这样讲述一对老人和成年子女之间复杂又微妙关系的片子的确不太容易为外来文化的人所理解。甚至在日本国内，也有公司不太看好这样的题材。
    电影就是戏剧，戏剧就要有矛盾冲突，但小津并不是要抛开情节冲突。相反的，他认为，导演的好坏在于压抑感情而不是抒发感情，电影的好坏在于是否能造就袅袅余味。
    这就是日本电影导演、编剧小津安二郎。在默片时代就开启了自己的事业，终其一生，他总共创作了53部电影，其中26部是在他最初的五年中一口气完成的。直到30年代之后才开始转向拍摄严肃主题的作品。
    婚姻和家庭，尤其是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是贯穿其作品的重要主题。当中最有名的包括1949年的《晚春》、1951年的《初夏》、1953年《东京物语》和1959年的《浮草》。在技巧上，他善于运用镜头语言去省略掉许多不是必需的场景，同时，那种低视角、极少移动的镜头更属小津独创。
    小津去世之后，声名越来越大，2012年英国老牌杂志《视与声》（Sight &Sound）找来全球358名一线导演，投票评选出史上最好的十部电影，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位居第一。
    1903年，小津安二郎出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名望家族。爸爸从事海产生意，长期不在家，母亲带着四个小孩搬到名古屋附近居住。有人认为，长期缺少父亲的生活让小津成了一个顽皮而且叛逆的小孩。
    小津在学校的时候常常逃学，甚至欺骗母亲，跑去城镇看各种各样的美国电影，“戴上鸭舌帽溜进电影院，为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珀尔·怀特等人着迷”。他在回忆时把这经历说得很轻松，“本来就没有勤学之志，所以当了导演。”“没常性的我三十六年来走着同一条路，是因为感到自己所说的责任吧。”他的语录里这样记道。
    同时，他也大量地阅读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当时因为瞧不起“幼稚”的日本电影，所以只看西方电影。
    从学校出来之后经历一番“混世”，最后经引荐进入了松竹电影公司做事。成天扛着摄影机，辛苦地到处奔走，精力充沛的他反而乐在其中。很快他被提拔，独立执导了《忏悔之刀》，这部处女作也是他唯一的古装片。
    虽然现在的人看小津的电影都会惧怕那缓慢的节奏和波澜不惊的故事情节，但其实小津却不是个性格阴沉、内向的人，他描述自己“具有能自然展现喜剧风格的开朗性格”。也因为这样，他的早期大量作品都为喜剧短片，令日常琐碎、尴尬逗趣的场景活灵活现。而电影中那些人物：牙尖嘴利的主妇、顽劣儿童、畏缩的上班族、和蔼可亲的老人等等，也都仿佛是一句句轻巧而有意味的俳句。
    1930年代，已经拍出近二十部作品的小津一方面频频受到各方影评家、专业杂志的好评与嘉奖，一方面却又因为无法贡献电影票房而遭到电影公司的批评。他在晚年发表的一次对《电影旬报》年度十佳影片的获奖感言时说：“以前获选十佳奖觉得特别困扰，连续三年都入选最佳影片时，如果有个地洞，我真想钻进去。”
    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这个人，生性别扭。”小津也并没有因此而妥协，反而加倍地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于是特别平淡、缓慢的叙事节奏，几乎不动的镜头，极其内敛、克制的表演方式，在日后反而成为他表达自己最钟爱家庭题材的独特手段。不卖座的文艺片，最后还是汇聚成了一股传世的经典。
    小津逝世后，影响了亚洲许多后辈的电影导演。作为松竹的后辈，山田洋次晚年的作品越来越具有小津相，被人誉为小津的“继承人”，而最近的《东京家庭》翻拍小津的《东京物语》，便是一个明证。另外在是枝裕和、侯孝贤，甚至是贾樟柯等人的作品中似乎也可以找到些许“留白之美”。
    连城介绍说，近些年来，经过一批影评人例如唐纳德·里奇和大卫·波德维尔等人的推介，以及他的电影在西方的不断展映，小津在西方的粉丝众多——其中包括德国大导维姆·文德斯，他拍过一部纪录片《东京画》（又叫《寻找小津》），表达过他小津的钦慕之情。喜欢小津的导演还包括保罗·施拉德以及斯科塞斯等，也有很多不那么有名的西方导演拍过模仿小津风格的影片。
    “在私生活上，他西化，时髦，讲究生活品味，喜欢喝酒、吃炸猪排饭，也喜欢交友，思想传统保守，”连城说，“不过在电影艺术创作上，他有自己的追求，不受别人的摆布和影响，最终在世界影坛上独成一家。”
    小津安二郎去世的那一天刚好是他六十岁的生日，他和陪伴一生的母亲合葬，并嘱人在墓碑上刻了一个大大的“无”字。他的生活信条是这样的：“日常的枝节小事随大流；严肃之事，遵从心中的道德；在艺术上，则我行我素，忠实于自己。”
    忠实于自己的小津，大导演小津，酒鬼小津，永远的单身汉小津，最后都归结于那个“无”。这也正符合着他对好电影的要求：不用说出全部的故事，要留有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