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31日 05:12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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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策略团队
纵观世界经济的工业发展史，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循环演进和增强的机制：一方面，工业化是城市发动机，城市化由工业化内生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城市化所带动的产业集聚效应可提高企业间的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发展推动工业化。而两者之间如此的演绎规律，也使得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呈现为下表中的三种类型。
1960-70年代
日本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模式
按照世界经济中衡量城市化与工业化两者之间协调性的一般指标，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的合理范围一般是在1.4-2.5。工业化率指的是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日本1955-1970年间城市化发展过程中，显然更多是从属于同步型城市化的发展体系。这种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在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由于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的集聚发展等拉力因素作用，带来人口集聚，形成了分工协调、结构合理的城市体系，城乡一体化发展，城乡之间没有出现二元结构。
可见，日本虽在1965年经历了奥运景气之后的低谷效应，但由于城市化在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背景下依然在延续，内生性的强劲需求使得即使供给端并没有呈现如同70年代之后的剧烈变动，工业化进程也仅调整了一年。
中国出口导向下的城市化差异
从中国1990-2007年城市化与工业化比率来看，中国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性上明显与日本存在较大差距。虽然自199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改革等一系列制度性变更，使得城市化率相对于工业化率有上升，但依然处在较低水平，相对于工业化的缓慢进程，中国的城市化似乎有滞后倾向。
综合中日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的区分，我们对中国城市化率做了进一步区域间的分化，沿海三大都市区内的主导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其城市化率已分别达到84.5、76.31、88.7、63.14，而中部的湖北和西南部的四川明显要低得多，说明在中国庞大的经济体系内出现了东部沿海城市化率较高而中西部城市化率较低的情形，即：在中国单一的经济体内，同时出现了东部地区的过度型城市化与中西部地区的滞后型城市化。
过度型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其主要表现为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速度。在过度型城市化中，农村人口往城市流动更多是受到农村推力（乡村的贫困）而不是城市的拉力（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推向城市地区。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过度膨胀显示，其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及农业收入保障机制不够是根本原因，相比于日本在60-70年代更多依赖于国内需求的增长方式，中国的全局城市化显然受到出口导向模式的更大制约。
外需回落下的城市化演变路径
日本在1964年因奥运会导致投资下降引导的GDP增速回落，当年日本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进展来自内生的需求推动。但中国此次遭遇了最主要推动力量外需的衰减，城市化这一潜在的需求增长点衍生出两个问题，一方面，是滞后型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城市化的重新方向选择。
经典的刘易斯模型下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协同机制，发达国家农业与城市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农业发展创造的农业剩余人口脱离农业部门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工业增长和城市化进程，而制造中心的形成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为农业提供机器、化肥、储藏设备和运输工具，为农业生产开辟广阔市场，给予农业生产以决定性的刺激。这种良性互动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虽然农业的相对地位下降，但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停滞。而发展中国家则在追求快速实现工业化之时，普遍忽视了农业发展，因此，对于中国的中西部城市化滞后，鉴于其城市中缺乏稳定的就业机会，从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角度出发形成一种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机制应是基本方向，而这也是真正带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至于城市化率普遍偏高的东部沿海城市，不妨参照日本在1955-1970年时城市化的发展机遇（当前东部城市化水平重点城市已大幅高于日本当年），但日本当时在城市化率将近50%时，城市化率的增速也开始放缓，而其中的表现形势则在于大都市圈的形成，原有的三大都市圈其产业覆盖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其城市圈内部则逐步成为服务业中心。在1960年以后，东京人口虽然依旧在增长，但其主因已不再是工厂，而是企业总部等中枢管理功能、金融功能以及相关的服务功能向东京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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