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11日 03:38 |
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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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蒙蒂
如果说全球经济陷入了危机，那么市场经济的危机就更为深重。市场经济被视为不公平的和低效的，因为它制造了让人难以接受的贫富差距，并为经济贡献遭到质疑的金融活动吸引到大量资源。然而，世界需要一个一体化的市场经济，这虽非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充分条件，却是其必要条件。20国集团(G20)国家专注于复苏计划和金融监管。但这只是恢复市场经济信誉并遏制经济民族主义的第一步。经济民族主义是造成分裂的根源所在。
市场经济，或许就连民主体制也是如此，所面临的关键考验在于，它能否控制住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包括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的根源在于失去控制的全球化进程，而这场危机又使差距进一步扩大。控制贫富差距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建树：发挥竞争经济模式的最大功效；缓和税收竞争以稳固市场整合。前一方面已开始取得进展，但后一方面甚至尚未提上议程。这场危机正令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等遵循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对这一模式的某些特点进行反思。或许它们过于依赖市场机制，而对监管不够重视；或许它们过度扩张了金融业，而忽视了制造业；或许它们对贫富差距和福利体制不够关心。
如今，它们正以更加崇敬的态度看待德国和法国等长期遵循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欧洲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应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信仰而感到尴尬。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应因为道路正确就得意忘形。毕竟在过去的十年里，社会市场经济国家不得不朝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努力，引入经济改革以获得竞争力。它们应该继续这样做。
这种国内经济模式向中间路线的靠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机遇。虽然这似乎并未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但这一机遇将让欧盟和G20得以在维护一体化的同时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挑战。在欧盟，每个国家集团都有自己主要关切的内容。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新成员国对社会市场经济国家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对法国，不过对德国等其它国家也同样如此———因为它们对于现有的单一市场规则（包括竞争和国家援助规定）越来越难以忍受，更不用说进一步发展这些规则了。
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则抱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和新成员国长期以来对任何形式的税收协调都加以反对，这让它们很难通过自身预算来实现社会目标，这种抱怨也合情合理。因税收竞争而减少的税收收入常常无法为社会计划提供资金。此外，流动性税基———资本、企业、资深专业人士———往往会向税制有利的国家转移，从而导致各国竞相降低税率。流动性不那么强的劳工阶层则承担起日益沉重的税务负担。
笼统而言，这两个国家集团的挫折感会导致对“欧洲”反感情绪；具体而言，这一反感情绪则是针对单一市场的。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欧盟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达成妥协。欧盟委员会首先应让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和公众正视一项现实、或者说相当令人担忧的评估，即在经济民族主义日益抬头的背景下对欧洲一体化前景做出的评估。然后，欧盟委员会应该提出一项包含以下两大因素的战略协议。
首先要重申具有约束性的、对单一市场的承诺，包括强化执行机制，并在单一市场依然缺失的地区采取带有最后期限的举措贯彻单一市场。其次是采取有限的税收协调措施，目的不在于实现完全的税收一致，而是让欧盟成员国能够通过保留税收主权来共同协调部分税收措施。如果它们宁愿各自维护税收主权原则，那么它们就会发现，由于无节制的税收竞争，其名义上的税收主权实际上正在逐渐蒸发。
欧盟同样应该在八国集团(G8)和G20内部推动税收协调。G20刚刚做出的打击少数避税天堂的决定十分重要。但这只是针对逃税问题，并没有解决合法避税问题。而在彼此展开不受约束的税收竞争的大多数国家，合法避税问题大量存在。如果各国政府的税收主权日益受到市场的侵蚀，有控制的、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化就无法实现。为了实现各自的社会目标，各国政府必须能够有效的使用预算，否则它们就将滥用市场手段。（本文作者是博科尼大学Bocconi University校长，曾任欧盟负责单一市场、税收政策和竞争事务最高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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