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2月14日 03:26 |
作者： |
潘启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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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选择》
[美]德尼·古莱 著
高铦、高戈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9.00元
在提倡“又好又快”发展的社会热潮中，发展与就业、赚钱、买房、买车、理财、炒股等话题一样，是中国人日常交流的话语磁场所在。然而，以普通的标准看，传统的“增长”发展模式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以经济学为立论基础，将视野集中在经济发展上，并刻板地借“经济增长”来说明“经济发展”。这里的“增长”，实际上只是指某一单位相对于居民人数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其考察的指标是收入与财富的单纯累积。二是把科技视为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注意力不是集中于人的完善，而是放在以科学和技术为代表的理性的不断进步，以及相应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繁荣。
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的人总是抱有这样的“观念”：经济增长是没有限度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天然合理的；人类能够做、有能力做的，就是“应当做”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但没有给人类带来“完整的解放”，反而使人类不断遭受了重重奴役和价值颠覆。正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以“异化”、“失序”、“工具理性的铁笼”等概念所揭示的那样，人类在追求“增长”发展过程中付出了沉重代价，陷入了严重的伦理困境。在“发展伦理学之父”德尼·古莱看来，这种发展模式更是“使手段绝对化，使价值物质化，并产生结构决定论”，于是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客观的学术研究，为发展经济学带来了一本超越国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理论著作———《残酷的选择》。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本书从“发展伦理学”的独特角度来看待发展的核心问题，把“发展”视为界定美好生活、公正社会以及人类群体与大自然关系的问题，并提供给读者一个特定答案：发展目标是改善人类生活和社会安排，以便为人们提供日益广泛的选择，来寻求共同的和个人的福祉。
对“发展伦理学”感兴趣但尚不了解其脉络的中国读者，有望在这本书所展示的领域的横坐标和时间的纵坐标中，把握“发展伦理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古莱也力图通过运用一种超越“常规伦理”的“发展伦理学”的价值体系来规范发展的目标、性质以及实施战略等多层面问题，以消解传统增长发展模式给人们带来的伦理困境，将发展导向最具有人性的方向，促进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何追求发展与获得什么惠益同样重要。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技术的或社会的现象来进行有效研究，但其最终目标则是存在本身：为全人类提供充实美好的生活机会。这样来理解的话，发展就是提升一切个人和一切社会的全面人性。”很明显，古莱是从广义的价值维度来看待发展的，并从“人性”的高度阐述了发展的意蕴绝不仅局限于增长，更不是直接等同于经济增长。
“存在理性”与“脆弱性”，是古莱在本书中从事发展伦理分析的两项要素。前者特指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得不努力寻求发展，依此而有的理性，诸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市场化”等政策；与此相对或可被视为“发展之代价”的，是因发展而有的“脆弱性”，当一个社会缺乏适当的防护措施，以应付将它推入变化过程的那些力量时，它是脆弱的。弱势文明及弱势群体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无力抵抗”物质文明的“诱惑”；强势文明及强势群体同样也有脆弱性，因为他们“无力化解”发展带来的“冲突”。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前者造成了生态失衡、人口暴涨、环境污染和自然家园的破坏；后者则让人之本真存在状态遭到了破坏，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人们普遍产生了“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精神危机和心理恐慌与日俱增。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认的“无家可归成了世界的命运”———这并非危言耸听，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的双重危机。
综观全书，从头至尾还回荡着辩证法的旋律：“强国必须变得脆弱以求得与弱小伙伴相平等；只有在富人也同意节俭的情况下，才能使穷人接受节俭政策。”当然，古莱没有说的是，让包括他在内的第一世界国家居民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绝非易事。不过，绝望之中也有希望，当下很多学者提出了“要从单纯强调国民生产总值的狭义发展观，向注重人类发展指数的广义发展观演变”的理念。古莱对于发展目标的诠释是：“发展伦理学不能仅仅靠对增长、现代化或社会变革等重大发展事务添加些人道的希望或价值观，就算尽了自己的职能”。其与学者们现在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有一种殊途同归的关系，这尤其难能可贵。
（潘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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