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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市化引导区域差异
来源 证券时报 发布时间 2008年12月13日 03:14 作者
本文章来源于2008年12月13日证券时报第9版点击查看该版PDF版本
    在次贷危机引导外需回落的背景下,单一依靠财政政策拉动基建投资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原有的经济减速步伐,但是从根本意义上并不能形成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循环机制,出口方面的创新机制缺乏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很难得到支撑,而货币政策的中性以及财政政策的滞后性意味着我们需要充分挖掘内部经济体的需求机制。作为工业化史中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而言,则是我们形成潜在需求增长点的正确方向。
  纵观世界经济的工业发展史,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一种自我循环演进和增强的机制。一方面,工业化是城市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内生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城市化所带动的产业集聚效应可以提高企业之间的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发展,从而推动工业化。
  从外需回落下的城市化演变路径中,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中国未来城市化可能的演绎方向,东部沿海地区核心城市过高的城市化率将使其大都市圈的运行过程进一步拓展,也就是呈现城市化率第二阶段的典型特征。而中西部地区则需要在农业、医药等促发因素带动下,进一步加速原有的城市化节奏,而这种城市化内生的差异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包括行业机遇将会呈现明显的区域间分化。
  由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也就是城市化率快速上升的过程中,城市基建投入应该是被视为主要特征,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将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钢铁、机械、水泥等行业的需求空间;另一方面,就城市化第二阶段也就是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参照了日本在1965年前后的产业利润变化,在分析过程中分别以1961、1964年作为利润基数,可以看到,1962-64年以及1966-69年行业利润增长水平持续高于整体平均水平的集中在零售业、房地产业、食品饮料以及服务业,这是因为作为城市化第二阶段的典型特征,核心城市的服务业加速发展是其本质。
  当然,考虑到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外需依赖度问题,外贸顺差的过度积累使得实体经济中的泡沫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产能过剩将在此次调整中逐步显现,这也是现今统计的财政扩张计划要远远的大于1998年的关键所在,财政政策典型的逆周期特性更多的作用是在消耗前期扩张中残留的产能。从这一角度,结合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及中国在1997年的基本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由财政政策主导实体经济见底的过程,行业之间的轮动并不会呈现明显的先后以及替代区分。这实际意味着,由财政政策引导的实体经济触底过程中,行业之间并不会呈现如同日本在1973年抑或是1964年时的明显差异,而未来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走向复苏,则行业之间区分会由东、中西部各自典型的城市化阶段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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