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时报 |
发布时间： |
2008年10月09日 03:33 |
作者： |
黄小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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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鹏
眼前形势已发生变化，为治理通胀而出台的严厉紧缩政策已失去基础，从预调的角度出发，目前已到了改变政策方向的时候，这正是央行昨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初衷所在。反周期政策可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一些结构性政策，这些政策不能一次用尽，但为了提振人们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开始的时候力度应该大一些。
近期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巨大动荡将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打击，其影响将逐步传导到中国国内。眼前的形势已发生变化，为治理通胀而出台的严厉紧缩政策已失去基础。从预调的角度出发，目前已到了改变政策方向的时候，这正是央行昨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初衷所在。
危机助中国提前完成调控
今年9月是一条分界线。此前的次贷危机虽然对部分金融机构造成重创，但在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极力挽救和悉心调理下，美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并未爆发。从9月中旬开始，次贷危机进入深化和扩散期，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
尽管美国政府出手及时且力度很大，但可以预料的是，美国实体经济仍无法摆脱衰退的命运。这不仅因为已经出现的信贷紧缩开始使制造企业和居民融资产生困难，而且从近期危机升级的特征看，美国实体经济的长期失衡势必要经过一次长时间的矫正，而现在矫正过程刚刚开始。未来美国经济将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以一次较深的衰退换回快速的复苏；要么以时间换空间，通过各种扩张性政策力保不出现大的衰退，但这同时会拖慢经济复苏的过程，使得2－3年内经济才可能重回正常轨道。不论是哪一种结果，美国在未来若干年内都很难再现持续4%左右的GDP增长率。
经典型的全球经济衰退必然伴随全球性物价下跌，并且首先体现在石油、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上。然而从去年中期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下滑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在大宗商品市场上引起类似反应，相反，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出现轮番大幅上涨的“怪异”现象，这种现象被一些人误读为“滞胀”。但是，最近几个月情况开始“理顺”，7月初至今原油下跌了三分之一，部分农产品跌幅接近一半，衡量整体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跌幅也高达三分之一，然而同期美元涨幅只不过15%，此前大商品价格 “背离”之谜至此已经揭开，传统的总供求分析理论仍然有效。次贷危机第一阶段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反映的是全球经济非常有限的下滑，而现在，实体经济更大程度下滑的预期已经反映在大宗商品价格上了。
外部严峻形势将通过两大渠道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一是外贸出口，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出口将遇到更大困难；另外就是衰退将压低大宗商品价格。前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总需求，后者使中国进口大宗原材料成本下降，两者均会对中国国内物价产生下拉压力。中国从年初实施从紧货币政策以控制通胀，经过9个月努力，已经接近于达到目标，新的形势变化事实上已促使调控目标提前完成了。
应从防通胀向防通缩转变
一个月前，笔者判断通胀形势不足为惧，但仍建议政策面保持一段观望期，形势的急剧变化使得观望已再无必要，当前政策方向应转向防通缩。
通常而言，要控制一轮较大的通胀必须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从CPI月度环比的角度看，大致需要经历涨幅减慢、涨幅接近零、并最终经过一段负增长阶段，才能认为是通胀治理的成果得到巩固。今年8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已经下降到4.9%。虽然这一数值还显得有些偏高，但剔除年初雪灾因素，已经基本回到安全区域，更重要的是，同比指标很多时候不能很好反映即期的一些趋势性变化，今年前8个月内已经出现四个月度的环比下降，显示通胀已经接近尾声。考虑到外部需求持续受压，有进一步走向通缩的危险。
与通缩、轻微通胀（1％－3%）和严重通胀（大幅持续超出3%）相比，威胁最大的不是严重通胀，而是通缩。严重通胀的破坏力非常大，但相对来说治理较为容易，严格的货币政策往往能在一年甚至数个月内将其完全治服。通缩则不然，其不仅造成资源的永久性浪费，而且一旦持续，治理起来非常困难，扩张性货币政策往往不能很快见效，不得不通过扩张财政来稳定局势。从历史上看，美国大萧条和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长期经济低迷，均是通缩为害甚烈的例子。我国上一轮大通胀到1997年得到成功控制，CPI回到了合意区间（3%以下），但随后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开始进入断断续续的通缩，一直到2003年才开始彻底走出来。尽管此轮通缩的程度并不算特别严重，但其造成的资源闲置和经济增长的损失仍然是较大的，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避免通缩的危害，关键不在治理，不能等到经济增长出现明显回落、通缩苗头已形成再出台政策，而是要及时预防。
反周期的政策选择
中国居民和政府的储蓄率都名列世界前茅，在启动内需应对外部环境可能导致的经济下行方面有巨大的空间。反周期的政策可以包括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一些结构性政策。这些政策不能一次用尽，但为了提振人们的投资和消费信心，开始的时候力度应该大一些。
眼前能够及时推出的政策包括减息和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由于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涉及到财政预算的制定，它和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这些政策都需要通过全国人大的法律程序，暂时无法推行，但应该及时研究和讨论，尽早制定方案并将其公布，及时引导人们的预期。
在反周期政策方案中，笔者觉得有两点应该注意。一是要眼睛向内，二是要消费优先。由于外需不景，出口部门面临巨大压力，很可能出现汇率贬值和税收刺激的呼声，我们应该认识到对外过度依赖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当前的外部环境压力正是矫正这种失衡的时机，所以在政策方面应该尽量保持中性立场，在汇率和出口税收政策方面不应该作太大的调整。
在刺激内需方面，消费和投资各有优劣。消费的大幅增长更符合经济调整的长期目标，而投资对增长的带动作用则更大一些。在1998年开始的上一轮凯恩斯财政扩张中，我们的重点在公共工程投资。当前应该更注重消费的作用，在这方面，不仅要加大财政对中西部和低收入人口的转移支付，而且对城市中产阶级应该实行大幅度地减税，比如将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或8000元，使大部分工薪阶层实际上免除征税，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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