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证券日报 |
发布时间： |
2009年04月08日 14:03 |
作者： |
杨云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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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云高
每年三、四月间是上市公司年报密集披露期，也是公司高管们集体晾晒他们年薪的季节，这最能抓住公众的眼球。那些优雅的银行家总能以天价收入，擅长给公众的面部留下一个个张大嘴巴的惊愕表情。但这一次，兴业银行因需对有关高管薪酬事项进一步论证，导致2008年报延期披露。这一年报披露史上的罕见事例说明，高管薪酬已成为影响上市公司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
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美国政府与AIG集团剑拔弩张，总统奥巴马发誓寻求“一切法律途径”来阻止AIG给高管支付1.65亿美元奖金。在欧洲，企业高管的“金色降落伞”计划也激起公愤。金融危机与高管高薪引发的强烈对比，一度颠覆了西方传统的股东价值理念，进而引发人们思考并重新构建商业伦理、公司治理的新体系。这对过去“言必称西方”的国内财经精英而言，是个有力的回击。
在国内，高管高薪的新闻也是此起彼伏。国泰君安高薪余音未息，格力电器董事长又以年薪4000万成为A股薪酬王，总裁以仅少12万元年收入位居亚军。而另一边，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则表态年薪0元，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表态年薪1元，不少公司高管纷纷以“金融危机下共度时艰”的姿态主动降薪。好一派热闹景象！
分配不均在中国一直令人侧目，在经济下滑、下岗失业怨声载道之际，高管高薪更显刺目，以至于落到中国古诗里“硕鼠”的境遇（大有意趣的是，西方高薪高管被称为“肥猫”），人人喊打。但果真要将之打下去么？那还怎么实施市场经济？没有激励，难道重回大锅饭年代？高管高薪陷入难以求解的悖论中，由此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从技术角度看，高管高薪是个公司治理问题，简言之，也即激励与约束。在上市公司股东与高管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股东拥有所有权，高管拥有控制权，经理人对董事会负责。股权激励的初衷是使高管与股东的利益进一步趋同，但股东对高管的自我激励倾向缺乏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情形类似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造成的最终局面是高管架空董事会，董事会架空股东大会，总之都不利于中小股东。
公司治理的无力令人唏嘘，无奈之下人们重新捡起道德旗帜来约束高管的高薪冲动。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曾说，有道德的市场比无道德的市场运转得要好，这一观点与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基本一致。斯蒂格里茨在考察了美国1990年代的喧嚣繁荣后，将股权激励总结为“公司盗窃”，并建议投资者对这类公司用脚投票。所以对中国投资者来说，如果在股东大会上用手投票仍难以扼制贪婪的高管自我加薪（笔者建议，这种投票应引入分类表决机制），那就有必要用脚投票“走为上”。
从价值角度看，高管高薪还可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首先，国家的分配制度应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点，并在信息透明度、征税制度上作进一步改进；其次，应以“利益相关者群体”取代“股东价值”的观念，在股东、市场之外引入工会、产业上下游、社会公众等制约力量；再次，应营造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因为道德劝说代替不了公司治理，竞争可以替代公司治理――从这个角度看，充分竞争的家电行业与相对垄断的银行业是有区别的，格力电器高管的收入纵使比很多银行家更高，也是相对合理的。
人类社会有一条铁律：在没有外来压力时，任何组织的发展都会朝着有利于该组织精英的方向演进。精英治理的国家易滑向贫富悬殊，精英治理的公司易制造各色“肥猫”，因此有必要在制度设计上对精英进行制衡。制衡的第一步就是要收入透明化，没有透明化就谈不上舆论等外来压力。如果兴业银行不是公众公司，它就没有披露信息的要求，银行家们也减少了很多顾虑与烦恼。在这个意义上，公众爱看热闹是件好事，“众口烁金”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时代注解。
（作者系独立撰稿人，著有《公司政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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