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原财会部预算处处长刘林祥，日前因涉嫌挪用近四亿元农业补贴款被海淀区检察院反贪局立案侦查。据了解，该案是北京市近几年来所发生的最大一起挪用公款案件。

　　报道说，刘林祥在担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财会部预算处处长职务时，农业补贴专项资金的预算、拨付等全部由其掌控。“全部”、“掌控”，这两个关键词一时让我搞不懂了，莫不是说，经由供销总社下发的农业补贴款，是预算处长一个人说了算？如果不是，4个亿如何就能运作到朋友公司的账面，而出了事又只法办他一个人呢？如果是，那么我们给了一个处长如此大的权力，又怎能都归咎于权力的贪婪呢？

　　当然，报道说“其他相关责任人也受到处理”，但“相关责任人”都是谁，受到了怎样的“处理”，报道却语焉不详。既如此，我估计“相关责任人”并没有太大的责任，“处理”也就不十分严重，至少没像刘林祥那样被双开，更谈不上追究“渎职”之类的刑责。如果是这样———权力与问责基本集中在预算处长一个人身上，那么他“全部”“掌控”的专项资金被挪用4个亿，或再加上几个亿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专项资金的预算、拨付的“全部”“掌控”，面对不可控的邪欲贪婪，为何是这样的大门洞开？

　　有一种说法认为，腐败问题，古今中外都未曾杜绝过，因此反腐败就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任重道远；或说，贪腐的漏洞目前还无法避免。这话在道理上没错，但是所谓“漏洞”并不能一概而论。谁都不能避免出错，但是错误有“高级”与“低级”之分，“低级错误”往往是不被原谅的。而“漏洞”这个概念也一样，有“高级”与“低级”之分；那么，把农业补贴专项资金的预算、拨付等权力“全部”交给一个人“掌控”，这种漏洞就是“低级漏洞”，所以是不可原谅的。

　　当然，问题肯定不会如此简单，专项资金的监管上不可能没有相关制度约束。但我们缺少的不是制度，问题往往出在制度的无效上；4亿资金被挪用，其实是相关制度在供销总社不被执行、监管形同虚设的结果。那么，制度为何无效，监管为何形同虚设呢？如此严重的监管失职又为何只一句语焉不详的“相关责任人受到处理”便完成了对公众的交代？最深层的“漏洞”在这里，而这更是一种“低级漏洞”。正因为我们的制度体系建立在这种“低级漏洞”之上，预算处长们的权力才大得吓人，而动辄亿万的挪用等等，运作起来才似探囊取物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