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有华尔街，伦敦有金融城，上海也应建立自己的“金融城”——陆家嘴。那么，陆家嘴建设之路应该怎么走，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同时，实体经济与金融中心建设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商业银行品牌建设又能怎么助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本期论坛中进行探讨

　　创新是必由之路

　　华蓉晖

　　纽约有个“纽约城委员会”，职责是为保证纽约成为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出谋划策。纽约城委员会的委员们最近公务繁忙，因为据预测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受害国家最多、危害程度最深、历时最持久的一次金融危机，而危机的“震源”就在华尔街。咨询委员们需要客观评价危机对纽约城金融地位的影响，找出未来引领金融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继续保证纽约世界金融“发动机”的地位。纽约城委员会最后得出论证，暂停市政“形象工程”建设，确保教育经费足额划拨。因为委员会认为教育是培养人才之本，而各类人才的汇聚是创新思维的基础，纽约近10年来的金融霸权就是建立在金融工具和金融理念创新基础上的。

　　2007年9月，上海同样成立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作为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决策咨询机构。上海虽然已经是全国金融要素市场最集中的场所，但市场的深度、广度以及国际参与度和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的金融体系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基本上并未受到大级别的外界冲击，只能简单地归因于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度不高，而不是监管体系的高效与超前。金融危机使美国金融业的信用程度大打折扣，历史的机遇正转向陆家嘴。近期浏览外埠新闻，一个大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Farewell Wall Street, Hello Pudong?”（与华尔街再见，向浦东问好？）。

　　回顾金融危机前10年的经济繁荣期，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各个国家的经济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受益最多的国家却是美国。主要原因就是华尔街金融创新的能量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来“支援”美国的建设和居民的消费。当美国的景气泡沫被刺破时，则不仅仅是美国本土经济深陷“泥潭”，欧盟各国的衰退幅度甚至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依然得归因于华尔街的金融创新能力，和建立在这一能力基础上的产品营销能力，华尔街通过创新和推销创新产品、创新理念积聚起巨额财富。

　　这场起源于华尔街的信用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华尔街金融霸权的辐射力。可见抢占金融“制高点”的法宝来自于创新的力量。

　　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东方国家往往缺乏“冒险文化”，所以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金融创新能力差的困境。因此，笔者以为，中国光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堆不出金融中心来的。创新精神确实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培养起来，据研究表明，各种民族的精英聚居，最容易碰撞出创造性的思维火花。因此，如何创造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吸引世界各地的精英前来陆家嘴工作，是我们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当然，拥有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若缺乏宽松的政策环境，思想火花在漫长的审批过程中，也极有可能就被扼杀了。

　　总之，纽约和伦敦是不会轻易把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拱手让人的，他们正在反思，并借此吸取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而上海，或者说陆家嘴应努力借助这次大动荡的机遇脱颖而出，在东方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既要集聚也要辐射

　　■ 储峥

　　2007年4月，《上海浦东金融核心功能区发展“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了“陆家嘴金融城”的概念。陆家嘴金融城的总体目标是“三个集聚、三个先行”，即金融机构、金融资金、金融人才集聚的核心地区，金融创新、金融标准制定、金融生态环境的先行地区。金融城定位可以概括为：“国家战略、上海聚焦、浦东实施”，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

　　通过对上海金融集聚效应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上海金融集聚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可以这样认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效果得到了较为显著的体现。但是，上海在发挥金融中心的辐射功能方面仍然不够，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不大。如何继续增强上海金融中心的金融集聚效应，上海金融中心的辐射效应又该如何，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继续增强资金集聚效果

　　1、由于金融业具有显著的资产专用性、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并需要空间上的集聚和功能分区，因此， 上海应吸引国内外更多的金融机构将总部或分部迁往陆家嘴金融城。

　　2、大多数的跨国金融机构都采取“客户跟随原则”设立分支机构，因此，高端客户资源——主要是跨国公司、跨国金融集团总部(或地区总部) 的落户对金融资源凝聚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3、大力发展信息敏感性的证券交易业务，发挥资本市场种类齐全的优势，提供多种交易平台和信息交换平台，吸引全球资金前来交易，逐步成为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4、吸引外国金融机构、专业性中介与咨询机构、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等入驻金融城，形成多层次的金融产业群，加强金融城内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

　　5、把新型的金融产品集中在上海进行交易。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交易网络和基础设施，提高其使用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另一方面，有利于强化上海在规模经济方面的优势，形成更强大的集聚力量和国际竞争力。

　　努力发挥辐射效应

　　1、金融城CBD主要由高附加值服务业入驻。上海目前已经形成陆家嘴金融城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前后台”互动的格局，金融城将低附加值服务业从核心区域逐渐转移，成为高附加值业务、批发业务、跨国公司总部、律师、会计师等机构的集聚地。

　　2、以上海为金融核心，实现区域内合理布局与分工，形成不同级别、分工合作的金融中心网络体系。上海采取国际化发展路线，加强金融城的集聚效应、辐射功能，发展、开放金融市场，提高研发和金融创新实力，承接高端业务，发挥管理全球资产的功能。

　　3、在发展外包服务方面，上海应着重承接离岸外包业务，发展高附加值的业务，如BPO、KPO（知识处理外包）。

　　4、增强金融机构与企业跨区域呼应，推进金融机构的跨区域营运，促进区域融资便利，实现金融服务一体化。

　　实体经济是坚强保障

　　■ 黄立

　　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往往与“世界工厂”相伴而生。１８世纪，以蒸汽机的改良和运用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世界工厂”。英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同时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黄金。英国的金融市场很快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并拥有了当时的世界货币——黄金的绝对定价权。

　　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同样与美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纽约也因此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战中美国利用自身极佳的地理优势和工业基础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战后的美国利用自身的强大实力奠定了以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而进一步奠定了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国务院在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规划中写到：“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没有航运中心有效的集散能力，就不会有巨大贸易量的聚集，也就不会对发达的金融市场产生有效的需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在其所在地域实体经济实力和其自身资源配置和管理能力的基础上自然确立的。“两个中心”建设实际上是加快上海金融中心向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两个方向上的延伸，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呼应的具体体现。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各种新的困难的挑战之下，机遇也在逐渐孕育。金融最大的作用不在于创造财富，而在于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向能够创造更高社会价值的行业和企业，因此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更应突出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核心任务。英国首相布朗的首席顾问Geoff Mulgan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以多元产业为基础。“即使在伦敦，很多工作岗位并不是由金融业创造的，而是由创意产业所催生。所以，伦敦的经济并不完全依赖金融，也有制造业、法律业、艺术、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支持。”

　　在新的形势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该吸取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突出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功能，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紧密联动。事实上，立足中国才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基础。

　　笔者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为实体经济做好资源优化配置的服务，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加快人民币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既有国际视野又懂得中国国情的创新型金融人才的培养；健全相关的制度建设，改善金融业的软环境；加快各类投资工具的发展，获得重要资源的定价权。

　　商银品牌不可忽视

　　■ 殷林森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际经济竞争的根本，就在于对国际金融主导权的掌握，在于对全球资本控制权、支配权的争夺，拥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和金融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建成本国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少大城市努力追求的目标。中国则将国际金融中心的希望放在了上海。

　　通过总结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笔者发现，打造商业银行的品牌形象是成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石。

　　国际商银品牌建设之路

　　伦敦金融城在建设之初就是从发展贸易结算银行起步的。19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实力极度增强，对外贸易迅速扩张，当时英国的海外投资额高达40亿英镑，占西方总投资额的一半，全球40%以上的国际贸易结算需通过英镑来完成。伦敦抓住这一贸易结算的良机，形成了以贸易清算为主业的几大商业银行，如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银行就是藉此一举成为世界著名的商业银行。也正是这些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品牌效应，帮助英国以绝对优势取得了国际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使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

　　20世纪，伴随着英国经济相对衰落与美国经济在两次大战间的崛起，美国通过发展商业银行，一举建立了与伦敦金融城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JP摩根以特有的商业精神和品牌形象，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象征。同期，花旗银行的品牌战略和品牌形象，在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和确立过程中功不可没。

　　中国商银确立“稳健”形象

　　爆发于2008年的金融海啸，一举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推向破产的边缘。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银行以稳健的姿态，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目前来看，已经初步确立了国有商业银行在国际上的“稳健”形象。

　　上海的信用制度、信用意识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但与国际水平相比差距仍较大，目前中资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人才、管理等均与外资商业银行有一定差距，竞争中无明显优势。未来一个时期，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将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举措便是打造自身品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效率、满足不同客户差异性需求的同时，采取多种途径强化品牌认知度和忠诚度，丰富品牌内涵、建立品牌文化，形成可以与花期、汇丰等银行竞争的品牌形象。建设中国商业银行的品牌，以利于传递品牌价值，提高社会大众对中国商业银行乃至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认知，是今后一个长期的任务。

　　风险监督六大护航

　　■ 徐学锋

　　面对着全球金融危机，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工作中的上海金融业如何建立强有力的风险监管队伍，如何设置风险监管部门，赋予其何种权威，是当务之急的工作。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来具体实施：

　　第一，在金融业监管部门之间尽快建立跨部门的联合金融业务监管制度，避免金融业务监管的真空地带，这也是实行金融业全面风险管理与监管之必需。

　　第二，强化金融业务的监管力度，加强金融业务风险监管的国际合作，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全面风险监督控制预警系统。

　　第三，引进与借鉴国际先进的金融业务全面风险监管经验和科学的风险管理方法，建立和完善我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与监督体系。

　　第四，在金融企业中尽快建立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建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必须具有独特的权威性和自主性。在管理方式上实行垂直领导，一级风险管理部门直接向上一级风险管理部门负责，直至对机构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

　　第五，在金融企业中营造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气氛，树立全员全面风险管理理念。

　　第六，在全球金融危机之际，加紧国际金融业务风险监管人才的引进，加快金融监管人才的培养，尽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风险管理队伍。

　　【名家·热点】

　　关于金融危机的十个问题（中）

　　■ 吴晓求

　　国际金融新秩序：

　　如何重建

　　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是各国政府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时所考虑的核心内容。大乱之时必有大治，大治之后必有大制，这个大制就是一种新理论、新制度和新秩序的出现。建立多元国际货币体系是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基础层面的重要元素，除此之外，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还应考虑以下三个问题：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改革和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的行为准则，形成覆盖全球市场统一的财务监管标准；要启动对现行国际金融组织（如IMF、世界银行等）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促进国际金融市场体系的变革与格局调整，新的金融中心的出现，将成为全球金融新秩序重建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发生漂移，新型经济体例如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的地位将明显上升，作用日益重要，以上海为核心的另一个新的金融中心正在形成，它将与纽约、伦敦一起构成三足鼎立的全球金融中心新格局。所以，上海这个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将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秩序重建的重要成果。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金融崛起必不可少，而中国金融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或者说最关键的步骤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全球性金融中心的建设。

　　政府干预和市场原则：

　　度在哪里

　　现在不少人存在理论上的误解，认为各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包括收购部分金融企业股权的形式干预市场是国有化的过程，以此过分夸大政府的作用，这就如同在危机出现之前很长时期里，有人过分夸大市场的作用一样。实际上，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政府和市场都不是万能的。政府无论以何种形式干预，一定是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了系统性危机之后的行为，是一种对市场功能缺失的校正。

　　危机时期的政府干预如对大型金融机构的托管、增资和股权收购，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化的过程，更不是未来企业制度变革的方向，而是一种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恢复投资者信心的行为。危机之后，还是要回归本源，还是要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过，危机之后的回归，更多了一份理性，多了一些监管和约束。要知道，市场和政府各有各的角色，谁也替代不了谁。

　　面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的救市或救经济政策，在于纠正预期、恢复信心，创造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外部条件，并不是经济的国有化过程，这个度是要把握住的。

　　金融创新与市场监管：

　　如何匹配

　　有人把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简单地归结于金融创新或者说金融创新过度，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创新，是金融生命力的体现。金融的发展过程本质上也就是金融创新的过程。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发展加速度的动力源则来自于不断创新、具有杠杆功能的现代金融。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的出现，从金属货币到纸币，从金本位到金本位的崩溃，从流动性很弱的传统金融资产到流动性活跃的证券化金融资产，如此等等，无不体现着金融创新的作用。这种创新，使金融结构愈发复杂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日益庞大的实体经济向前发展。就趋势而言，金融创新给经济活动带来的效率，要大大超过其所给经济体系带来的风险。

　　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并实时改进风险管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如同金融创新是一个不会停息的过程一样。脱离监管的金融创新就如同没有法治的社会一样，恶性横流，是非颠倒。所以，金融创新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前提，是与创新同步的风险监管。

　　现阶段，金融创新既有制度、规则层面的，也有机构、产品层面的。所有的金融创新，最后都会归结到产品创新上。因为，金融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地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以提升其在同业中的竞争力，而最终满足客户金融需求的是不同功能的多样化的金融产品。

　　同时，我们必须改进信用评级机制，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建立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风险定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