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网10月27日讯 中国资本市场历史的钟声即将敲响第20下，老八股的记忆已然模糊。当今入市的股民已经很难想象，在几十年前，股票交易是口头协商后写在黑板上通过柜台进行；最开始的营业部不过仅仅仅12平方米，墙上的小黑板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名称；一个叫杨怀定的人在1988年的国库券买卖中名动天下，成为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当年的市场已经很远，然而那些人、那些事却值得我们回味。

   中国证券市场萌芽期：在白纸上画画
   纽约证券交易所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1986年邓小平向时任纽交所主席约翰·凡尔霖赠送的飞乐音响股票。凡尔霖当年还曾亲自到上海静安营业部过户，因为唯有如此他才算是这张股票真正的主人。这是华尔街第一次近距离感受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尚处在萌芽期的股票交易。
　　在凡尔霖考察静安营业部24年后的今天，纽交所乃至华尔街，又开始酝酿与中国证券市场之间新的联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际板上市。
　　“我们想把这条路走通。”纽交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杨戈近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纽交所有众多世界500强企业上市，它们越来越感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有的甚至将中国作为未来的市场重心。对于它们来说，如果能在中国上市，一方面能够提高在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另一方从现实的角度看，也可以募集人民币资金，有利于减少汇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此，我们向中国证监会和上证所提了很多建议，希望帮助建立这个板块。”
　　如果说国际板代表了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梦想，那么这个梦想，实际上是从基层自发的股票交易开始的。先有股份公司的出现，继而开始有自发和分散的股票交易。到了1990年，沪深交易所相继成立。从这时正式算起，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整整20年的探索。


市场雏形：12平方米的静安营业部
    50多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第一批股份制企业的诞生，证券交易又回到上海滩。起初，交易的形式只是局限于信托公司证券营业部的柜台交易，其中工行上海分行信托公司旗下的静安证券营业部运作最为规范，不仅可以买卖证券，还能发行股票。静安营业部因此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
　　事实上，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发挥股票债券买卖二级市场功能的，是1986年8月由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办的窗口交易。静安营业部在一个月之后开业，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1806号。在其入驻之前，这里原本是一个理发店，柜台外只有12平方米，环境的逼仄可想而知。
　　营业部墙上的小黑板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名称：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股票成交价格经口头协商后，写在黑板上，通过柜台进行交易。在今天的股民看来，这是难以想象的交易场景。但是在当时，股票交易确实就是这样进行的。

股份制生根
    1980年代，中国这条经济巨龙刚刚从蛰伏中苏醒，资金短缺却成为困扰着整个国民经济方方面面的最大难题。于是，股票这个荷兰人在航海时代发明的工具，被中国城市里的集体企业越来越广泛地使用起来。
　　当时，发行公司债和股票的多是小型集体企业，国有企业是不允许的。1984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1985年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银行贷款控制得很严，这给很多效益较好的乡镇企业带来了流动资金困难，社会上各种名目的筹资活动也越来越多。一些企业和经济联合体以各种形式集资，实际上就是招股。
　　第一批由企业发行的股票，事实上在“股性”和“债性”上很难区分，因为即使是股票也往往写着固定利率和偿还期限。根据刘鸿儒的《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一书介绍，1980年人民银行抚顺支行代理企业发行了211万元股票；1982年深圳宝安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1984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发行了定期三年的股票。
　　不过，上述证券都“定期”、“定息”，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作股票。1986年，邓小平向原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赠送股票之前，刘鸿儒找来天桥商场股票一看，发现不规范，只好请上海人民银行送来1984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
　　1984年11月18日上午8点，上海武夷路174号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大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这一刻，对中国股市来说，非同寻常。一只股票的公开发行，拉开了中国股市二十多年来高速运行的序幕。
　　排队的起因是一条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闻。三天前，也就是1984年11月15日，《新民晚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对社会发行一万股。
　　随着股票热的到来，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正式在中国确立，并很快推向国有大中型企业。


"第一股民"杨百万：国库券异地买卖的"吃螃蟹"者
    提到“中国第一散户”杨百万，中国股民可谓无人不晓。但其“第一桶金”并非来源股市，而是来自国债买卖。
　　在20世纪80年代，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万元户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时，原上海铁合金厂职工杨怀定却在1988年的国库券买卖中名动天下，成为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百万富翁”。杨怀定这三个字渐渐被人淡忘，取而代之的“杨百万”却如雷贯耳。
　　“谈到国库券买卖，不得不提到当年资本市场颇有名气的杨怀定。”原申银万国证券总裁阚治东在其自传中写到这段历史时感慨良多。
　　“杨怀定人长得粗粗实实，却不乏上海人的精明。”他回忆道，“杨怀定是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最早的一批客户。他是不是当年发现国库券淘金秘诀的第一人，我很难确认，但他肯定属于当年国库券买卖最活跃的那批人。”
　　1981年1月16日，国务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确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当时规定“国库券不得当作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直到1988年3月，为了遏制国库券的黑市交易，财政部提出了《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
　　由于当时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库券市场，也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试点城市的银行为了周转资金，往往会出现低于100元面值出售国库券的现象，从而不同城市之间国库券出现了套利空间。
　　杨百万自述，当年他发现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就凑了10万元到了安徽，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再回上海卖给上海证券业务部，一倒手可以赚几千元，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还从上海保安公司请了保镖同行。
　　“从第一批7个试点城市到第二批54个试点城市，我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最远去过新疆、黑龙江。”杨百万采用“蚂蚁搬家”的方式把国库券源源不断地搬到上海，一年就赚了上百万。


一个点子就是一个第一

    弹指一挥间，中国内地证券市场已经有了20年的历史。在这段不长的岁月中，特别是内地证券市场萌芽、初创阶段，被媒体誉为“三大证券教父”的阚治东、尉文渊和管金生，当年是何等的风云人物。尽管他们这20年的人生有过坎坷，就像股市有涨有跌，但对于这个市场而言，他们是亲历者，更是创造者，他们的这段经历用“事业初创历尽艰辛，风口浪尖、如履薄冰”来描述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