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高层多次明确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在积极财政政策中，作为已经开始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无疑备受市场关注。2012年1月起，上海成为首个进行营改增试点，而后在2012年7月底，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下发通知将营改增试点范围由上海扩大至11个省市，并于2012年10月李克强提出将适时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改革试点，试点行业也有望由1+6模式（交通运输业、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鉴证咨询服务）扩充至1+9模式。
　　2012年营改增试点以来，效果如何？我们先来看全国税收结构，2012年全国营业税与增值税总额占到税收总额的41.9%，要低于2011年的42.3%，但主要是来自增值税占比的下降，由2011年的27.1%降至26.3%，而营业税反而由2011年的15.3%小幅升至15.7%。另外，从税收增速比较来看，2012年8月以来（扩大试点范围后），增值税的增长速度以及增速回升幅度均未高于营业税。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速下滑导致税收总额下滑，税种特质的差异，使得营业税相对增值税受经济环境影响要小，但从数据结果来看，去年营改增的效果并不明显。
　　鉴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而增值税在改革前是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3:1来分成，在改革后，由营业税改制而来的增值税部分全部归于地方政府，这也意味着营改增后的税收差额主要还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尤其在土地出让金大幅下滑背景下，地方政府是否有推进营改增的动力？我们发现，自2005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营业税与增值税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比重由2005年的54.7%降至2011年的47.4%，但主要是由于增值税占比的下降，而地方税收中占比最大的营业税比重却非常平稳。如果营改增实施力度较大（比如全国推广，扩大行业范围），且税率设置以及征收办法可有效减轻税负，这些减轻部分大部分由地方政府承担，那可以想象地方政府推动改革的动力会比较弱，这也是未来营改增进一步推进需要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外，在当前试点中，增值税按两套程序来增收和分配，分别对应传统增值税部分以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部分。未来随着营改增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全面铺开阶段，必然会涉及税种及征收办法统一的问题，这也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以及能否激发地方政府推动税收改革动力的关键环节。
　　从当前的营改增试点效果来看，仍存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其并不一定会完全减少中小型企业税收负担，像一些物流企业，营改增前对应3%的营业税率，改革后却要承担11%的增值税率，虽然营业税存在重复增收，增值税可以进项抵减，但仍存在税负增加的可能，这方面的设计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总体来看，虽然“营改增之箭”已经发出，但今年的进一步推进，依然面临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也将会决定其成效。对于其正面效果，短期内可能更多的是信号意义，长期来看，其对微观企业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还有待慢慢发酵。
　　需要明确的是，营改增只是整个税收改革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还包括房产税推进、中央与地方税务调整等更为重要的内容。整个税收体系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要也远比单一的营改增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在经济放缓、土地出让金缩水以及融资平台偿债压力高企的背景下，这种地方政府“大包揽”冲动与财力不济的矛盾会更为突出。
　　如何让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匹配起来？这将是税收改革面临的核心问题。丰富地方政府税收来源或拓宽其融资渠道是一条路径，但这一方面会涉及中央税与地方税划分的利益博弈问题，另一方面为避免助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对其风险控制与监管规范将有较高要求；对此，我们相对更倾向于认为会通过削弱地方政府事权来解决，把更多的事权让渡于中央政府，以及民间部门，这样也为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激活民间经济做出铺垫。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但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