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项：
　　1月13日，国信证券召开春季投资论坛，邀请国内优秀的城市化问题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教授陆铭先生做演讲。
　　评论：
　　陆铭教授观点概述1、只有促进人的流动才能有效促进生产效率提高，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2、中国实施次发达地区的区域振兴战略，过度看重钱的流动，人的流动的作用依然受到很大的压制；3、经济规律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天然的经济地理优势，中国不平衡的消除，有赖于人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而非人为的中西部区域振兴；4、须更加注重人群向更高效地区集聚所潜藏的经济意义，创设有利于人的流动的经济制度条件。
　　《城市的新生：全球视野中的区域和城市发展》演讲纪要（陆铭）
　　各位到场的嘉宾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国信证券对我的邀请，我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城市和区域经济的研究，其中很多研究的结果是基于我自己的分析。
　　下一轮发展的动力：城市化和区域结构调整提升经济效率现在在中国谈论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问题，有太多的误解，包括这两天我在上海开政协会议，在中国今天最大的城市上海，也存在很多关于城市化的争论，包括是否要接纳外地人，包括土地相关的制度应该怎么改革。在政协这样严肃的场合，我都几乎要发火了。所以我也在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城市化的观点，澄清一些相应的误解。
　　下面我将一些道理讲给大家听，以期把很多数据展现给大家之后，我们比较容易能够对未来城镇化道路将往何处作出更加理性的、清楚的、基于全球化的、符合中国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公共利益的判断。
　　那么问题从哪里说起呢？我还是从经济增长开始。刚刚陆磊教授已经展现一个未来短期经济增长的看法，我更多从长期来看。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经济增速下滑的阶段。现在在媒体上，很多做宏观的经济学家之间，这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
　　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取决于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叫要素增长，主要是指资本积累，还有就是劳动力的增长，而资本积累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的储蓄，一个是外资的流入，从这两方面来看，中国的储蓄已经非常高了，很可能正在下滑，中国的外资流入，已经几乎是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所以增长的速度也不会太快；在劳动力方面，人口学家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5年前后结束，这也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但接下来我会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
　　如果从我刚刚讲的从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角度来讲，中国的经济增速没有太大的可能性继续维持在更高位的增长，但不要忘记，经济理论还留给我们一句话，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效率。在一个通常的国家，效率的增长，或者说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主要跟创新、教育这样的因素有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我们所存在效率提升的空间，那就是结构转型。
　　“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具有非常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只要从农村转向城市，就带来巨大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转型国家”意味着我国目前存在很多体制性的障碍，在阻碍着我国生产要素的再配臵，不管是从土地制度也好，户籍制度也好，还是利率制度也好，这三大制度分别制约了中国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三大生产要素的配臵效率，而中国的大国特征意味着中国区域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非常大，资源只要在区间流动一下，就会带来巨大的生产要素的效率提高。
　　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仅举人口红利一个例子，来和大家说为什么我认为简单的人口学家的人口红利观点是不对的。西方国家，没有我刚刚所讲的“转型”、“发展”、“大国”这样的特征，所以当他讲人口红利的时候，就用通常的指标“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用这个指标，中国的确在2015年后这个指标要下滑，但请大家想，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城市二三产业的增长，即便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只要劳动力能持续地从农村部门注入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从农村进入到城市部门，中国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供给，即使在整体人口红利结束的情况下，仍能保持持续增长，只要承认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还有一半的人口在农村生活。
　　2003年以来，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了。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03年以来，在本届即将离任的政府执政期间，03年是一个重大的中国政策拐点年，当年发生了很多事，我只讲一条，从03年以后，中国实施了非常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建设用地指标的管控制度，同时，中国在03年，将建设用地指标的配臵更多倾向于中国的内地省份，与此同时，在房地产市场里面，在土地市场上实行了招拍挂制度，导致中国的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在03年以后出现一个快速增长的区间，而这意味着，中国普通劳动力生活成本出现一个快速的增长，同时，在03年也出现工资的快速增长，而这两个现象被很多学者，包括我刚刚讲的人口学家熟视无睹。我想讲的意思是，中国的工资上涨，不是因为劳动力短缺而导致的增长，而根本就是因为土地制度所推动的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上涨，进而带动工资的上涨。
　　这一点对中国当前来讲，危险在什么地方呢？生产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是靠投资来维持，而靠投资来维持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有极限的。举个例子，让一个农民工从开一台机器变成开两台机器，是可以实现的，他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如果这个农民工不是变得更聪明，没有实现人力资本的提高，让一个农民工从开两台机器变成开十台机器，变成开一百台机器，可能不可能？中国今天出现了很多在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却没有由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推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结果导致竞争力下降，企业的投资缺乏回报，经济长期来讲，结构性的扭曲和竞争力的下降将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尤其在全球化的情况下，结果就是产业外溢：中国的产业没有出现明显的向内迁移状况，相反出现了向沿海周边的其他东南亚国家迁移的趋势，比如说越南。
　　今天我要讲的所有问题，都涉及到了城市化和区域结构的调整,而这里面涉及一个基本的政策选择，我们是要在人没有动起来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和建设用地指标的配臵，把更多的资源给内地，给中小城镇，也就是我称之为“动钱”的方式；还是让人动起来，让劳动力流动起来，在我刚刚讲的“转型”、“发展中”、“大国”特征下，通过人动起来的方式，来提高资源的配臵效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更好的政策选择。而我接下来所有要讲的观点就是要告诉大家，动钱的方式是一条死路，只有动人的方式才是活路。只要承认了这一句话，未来城镇化和区域发展的趋势就应该是向高效区域集中，以大城市发展为主的城市化路径。
　　接下来大家看三张图，纠正一些目前理论和舆论当中存在的误解。很多人认为，中国今天经济太集聚了。这是一张世界银行报告中的一张图，横轴是一个国家的人均GDP，纵轴是这个国家的集聚指数。发达国家都是集聚程度非常高的国家，在这张图的右上角，而发展中国家都在这张图的左下角。道理很简单，发达国家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更高，而工业和服务业都需要集聚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和人口都是集聚在少数地区。比如说以日本为例，仅仅一个东京圈的人口规模就是3500万，占到日本总人口规模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就是发达国家。中国的现状，不仅与发达国家集聚水平相比更低，而且即便跟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西、南非相比，中国的集聚程度都还要更低。所以在舆论当中、学术界存在的所谓中国经济已经过度集聚的判断不知由来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