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时强调，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大势所趋，刻不容缓。国际竞争历来就是时间和速度的竞争，谁动作快，谁就能抢占先机，掌控制高点和主动权;谁动作慢，谁就会丢失机会，被别人甩在后边。

　　我国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占比较大，其中传统产业占比较高。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仍是投资，特别是“铁公基”投资。长期以来，间接融资占据我国融资结构主体地位，而信贷文化中偏重大国企、大项目，对民营中小企业、创新企业支持严重不足，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从央行口径下社会融资数据看，融资结构经历了三大变化：1、间接融资规模逐步回落，但仍占融资总规模的80%以上;2、间接融资中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下降，但表外业务发展较快;3、直接融资规模稳步回升，占社会融资的18%左右，其中债券融资发展更快。但是这种结构的变化依然是建立在银行间接融资基础上，原有信贷文化下的偏好并未改变。与社会融资结构变迁相伴的还有影子银行问题的显现。按照社会融资下的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的规模，再加上民间借贷和信托资产等来计算影子银行规模，估计总规模或在20 万亿左右，占GDP 的40%左右。影子银行的风险值得关注，但更需要重视的是影子银行大多只是新瓶装旧酒，很大程度上还在继续强化原有经济结构问题。融资结构变化要改变靠银行信用担保或增级的思路，更要鼓励创新、容许失败，还要在法律、税收、财务上有一系列突破，真正让原来在银行信贷体系下得不到融资的企业获得融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才可能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有效推动。从去杠杆和调结构角度看，债务融资要控总量，结构多元化。股权融资则更要重视，在扩大规模、开拓多层次融资渠道方面多下功夫。

　　更为重要的是，融资结构调整、融资工具创新的背后应该有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有券商做市或者提供撮合服务，要更大胆发挥券商在其中的作用。融资结构的调整需要相应的金融产品的丰富、市场规模的放大和市场流动性的提升，这就需要券商从传统的交易通道模式向组织市场、提供流动性、设计产品和服务以及高端客户财富管理者等诸角色转变，既是对券商的业务创新、组织创新提出要求，更是对打破传统监管模式、创新监管手段提出要求。

　　经济结构调整离不开融资结构调整的支持，而融资结构的调整，重要的是突破传统信贷文化的桎梏，积极大胆引入投行创新文化下的理念、方法、手段和产品，让投行在融资活动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