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季度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已经跌落至6-7%之间，且中国面临的是经济衰退周期和制度衰退周期的叠加。
　　经济面，国内的企业盈利和宏观数据短时间都难以形成实质意义拐点，需求的持续低迷，使主动去库存转向被动去库存的进程放缓。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的经济已经从终端需求多寡等短期层面上升到高杠杆、资源错配等长期层面。特别是当资产泡沫破裂状态时，“债务紧缩需求”和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持续很长时间。
　　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不只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制度改进为其铺平了道路。历史数据显示，制度改进对我国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十分显著的。而我国的经济体制变迁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下的过程，是一种强制性变迁为主的过程。1994-2002年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很大程度上归因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国有经济部门的权力至少一段时期被限制在一个框架中，不能无序扩张，从而使之后的住房、国企和银行等关键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得以推进。
　　我们对中国的制度改进路径做了预期：
　　从短线上讲，在自上而下的政治中，中央和诸侯（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间保持一个怎样的权力结构对经济最合适，这或是中国的关键。短线上现实的方向或是权力将再次向中央回归。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核心不是再行增加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的财权，而是相反要约束它们的财政开支。
　　中国的央地分权架构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根本上改变目前资源重复低效配臵，产业分散化的结构，也需要通过聚集来节约基础设施的投资；中国的国有垄断部门的改革要推进，特别是国有经济大幅度退出经营性领域，让社会资源加快进入管制和垄断的现代服务业，引入竞争以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变化将会在2013年逐步展开。
　　金融层面，外部切入方式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模式还将深入，金融脱媒与负债成本的上升使得银行通过增加贷款数量的方式支撑投资增长的难度加大，形势的变化将倒逼地方政府和国有部门走向直接融资，从而在经济当中形成真正有主导地位的自然状态的利率水平。
　　对新一届政府，在以下几个方向上或是能明显改变风险偏好：反腐；精减机构的大部制改革；整顿庞杂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改革发改委职能；节制地方债务的综合解决方案以保护银行体系；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的央地架构的重新设计；大幅减支以拓展减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