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 |
中国经营报 |
发布时间： |
2010年07月01日 13:43 |
作者： |
彭剑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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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劳资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事件主体为什么大都是被称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
最近，富士康一连串跳楼事件和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因不满薪资待遇发生的持续罢工事件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这些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中国企业的劳资关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事件主体为什么大都是被称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如何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笔者认为，这些事件彼此之间并不孤立，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完成了量的积累，正进入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内在结构性矛盾显性化，上述事件正是这种内在矛盾的极端表现。如果不从社会经济转型的大格局来思考这些问题并采取相应对策，就难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分析这些事件的背后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矛盾冲突：
(一)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庭环境与以组织为核心的企业环境矛盾冲突。
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是国家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一代，与上一代相比，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彰显，他们具有自信、早熟、自我、参与、张扬等个性特征，成长过程中被更多人呵护，经历的挫折较少。他们在价值观念、工作期待、权利意识等方面与上一代也有明显的区别，愿意公开表明自己的价值立场与价值诉求，不愿委曲求全。
中国绝大多数制造企业目前采用的多是泰勒制管理模式——在细致分工基础上、以劳动方法标准化为核心的管理体系，劳动者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是追求高生产效率的流水线的组件;另一方面，类似富士康这样制造企业，动辄几千甚至上万名员工，等级制度、集中居住、统一用餐、纪律规范、压缩个人空间等半军事化的管理办法被证明是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和降低管理成本提升效率的有效手段。
在员工“我想做的”和企业“期望我做的”两者之间，个性、自由、尊严的价值观与以效率为核心的准军事化企业管理模式存在十分明显的冲突。在家庭环境中，他是中心;在企业中，他只是机器的一个附件，甚至什么都不是。富士康事件中很多都是刚入职的员工，面临以自我为中心向以企业组织为中心的转变，跳楼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因为不适应这种转变而产生的对组织的消极极端抗拒。
(二)高起点、高期望工作生活诉求与现实生存环境落差的矛盾冲突。
与父辈“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习惯了城市生活方式，更愿意融入城市。上一代农民工主要为了生存和孩子离土进厂，满足于能够挣到比种田多的钱，将大量的收入汇回农村老家;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多是为自己、为追求生活质量而离开农村老家，汇钱回家的比例较低，他们更愿意在城市消费，选择与城市居民相近的生活方式。多数的上一代农民工会选择在年龄大后返乡务农;而新生代的农民工不愿再种地，也不愿返回农村，甚至没有或缺乏务农的经验，已经丧失了依靠土地生存的能力。上一代农民工吃苦耐劳，因为钱加班任劳任怨;新生代农民工也会因为钱而加班，但大多对加班有本能的抗拒，要求更多的自由。
理想和现实存在巨大的落差，代工企业很难为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要内容的一线工人提供优质的工资，新生代农民工本想将打工作为通向城市安家落户、改变身份的桥梁，但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退而求其次，他们希望过上与城市居民相近的生活，但严密管制的半军事化管理模式让急盼融入城市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中只有生产，没有生活。尽管很多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宿舍在硬件设施方面比笔者所在的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宿舍都完备，但在规矩无处不在的厂区很难真正复制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
梦想不能照进现实，高起点、高期望工作生活诉求与现实生存环境相去甚远，前无前途，后无退路，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孤立无助感加重，身陷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面对未来茫然甚至绝望，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
(三)企业产业升级速度严重滞后于劳动力升级速度产生的矛盾冲突。
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来高速成长，很大程度基于在劳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农业部门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制造业部门的转移，“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红利”指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的时期，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较高的青年人口比重和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使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依靠“人口红利”这一优势，中国外向型经济获得了奇迹般的增长。
如今，我国人口红利可能耗竭，“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一项调研，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短缺是目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国社科院也发布报告，2009年成为中国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的拐点，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被称为“刘易斯拐点”，目前我们正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
另外，现在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和信息获取方面也与上一代农民工呈现出显著区别：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具有初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网络、手机等成为其与外界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上一代农民工上过初中的都很少，与外界交流更多的依靠书信和一些频次低、速度慢的媒介。
农村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出现增强的趋势;劳动者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能能方便、快捷地获取大量信息，使得劳动者自身素质提升的意愿增强，对未来的期许不断提高。
“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迫使中国经济要转变增长方式，中国经济要从资源型、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向创新型、内需拉动型发展模式，要改变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提升整体产业竞争能力、全球竞争能力。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本已把中国企业推到转型迫在眉睫的境地，但随着经济回暖复苏，企业订单大量增加，很多企业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企业仍然希望利用低劳动力成本去获取竞争力，而不是依靠技术创新和高素质人才去拓展成长空间。今年以来的劳动力短缺主要缺少生产线上从事简单劳动的普工，行政和管理人员并没有出现缺口。很多企业因为产品技术含量低、产业层次低，企业利润本已非常微薄，根本就无力支付新生代农民工可以在城市生活、发展的合理工资。以笔者多年深入接触企业的经验来看，因为跳楼事件被推到风口浪尖的富士康在工资支付、创新能力方面已位列代工企业前茅，如果企业不加快转变增长模式，加速产业升级，未来因为劳资冲突极端化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社会消极影响。
要避免类似富士康跳楼事件和本田罢工事件的发生，政府、企业和社会必须共同努力，针对日益显现的矛盾冲突，治病于未病，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 政府不应将进城谋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简单推进企业的小社会，要为他们融入城市、长期驻留创造条件，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当前的用工制度并未把新生代农民工看作真正的新生代工人，“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和“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非城市化的农村工业化战略使得政府没有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得以在城市扎根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富士康在深圳龙华片区有27万员工，占到这个区域外来务工者总人数近五成，都生活在严密管制的宿舍劳动制度之下，工作之外无法展开生活。跳楼事件不是富士康一个企业就能承担的责任，政府要拿出切实措施，为农民工提供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政策保障，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环境，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只有大部分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富士康正在探索分隔工人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方式，其中一个选择是将宿舍卖给政府，然后根据需要为员工租赁这些宿舍，也是希望政府在改变用工模式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二) 要积极推进和建立劳资协商的有效机制，改变工会形式化、官僚化的状况。
本田企业零部件制造公司持续罢工事件中员工提出要“重整工会，重新选举工会主席及各相关人员”，很大程度上因为企业工会没有起到作为底层员工代言人的作用。很多企业的工会缺位情况严重，工会成为企业的一个部门，工会负责人往往由企业管理层兼职。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形同虚设，根本谈不上员工利益的争取和维护。同时，中国企业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雇主组织，雇主在个体上是强势群体，但在组织上是弱势群体，名义上的雇主组织工商联也是一个官僚机构。因此中国的劳资关系缺乏组织群体力量的博弈与平衡。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劳资双方的矛盾可以通过劳资双方集体谈判来解决，雇主协会和工会的力量博弈达到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才能够平衡。现实情况却是个体对组织，而非组织对组织，个体处于弱势，遇到问题往往会采取极端的方式予以对抗。
在日益尖锐和频密的劳资矛盾纠纷中，改变过去工会形式化、工商联官僚化的状况，要让工会及雇主协会真正起到双方利益代言人的作用，通过集体谈判和双方共同确定并遵守的游戏规则来解决劳资矛盾纠纷，避免极端事件产生。
(三) 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政府要积极构建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区域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
要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有更高追求和向往的诉求，支付农民工在城市落地扎根的工资，根本出路只能是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外需的冲击、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升值、节能环保责任加重等问题，企业原先“低端产业、低附加值产品、低层次技术、低价格竞争”的道路越走越窄，企业必须要加快转型升级，实现在增长中加快转型，在转型中促进增长。
根据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和计世资讯2009年做的调查报告——《中国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被调查的企业CEO有93%都认为企业必须做出转型升级的选择。但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企业应该选择朝哪一个方向升级转型?超过五成的企业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在原有模式基础上做适度调整。
韩国、新加坡等也曾遭遇到与我们类似的困境：韩国企业通过“引进—模仿—改进—创新”，实现了从模仿到创新的技术跨越，最终在政府的支持下实现拓展，发展出三星、LG等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集团;新加坡由于本土资源有限，外向经济特色明显，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最终形成了众多知识密集型的国际化企业。
借鉴其他国家企业的转型经验和升级模式，加之我们拥有快速增长的内需市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应该选择“引进—消化—吸收—集成创新—自主创新”的升级路径，在现阶段要特别重视“集成创新”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改变企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政府要加强服务功能，建设有利于企业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创造条件和提供有力支持。
(四) 通过减税增加可支配收入，政府要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要反哺弱势群体，主动承担企业转型的相应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国民收入增长却远远落后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根据统计数据，1995年到2008年，规模以上企业利润总额增长了17.7倍，财政收入增长了8.8倍，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仅为2.7倍，农村人口收入增长更是只有2倍。在财富分布方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 . 7 % ， 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社会精英阶层和底层民众同为价值创造者，但社会精英阶层成为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工没有分享到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利益，他们的诉求也被严重或者部分忽视。依靠低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诱因之一，这一点无可厚非，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曾经历过这样的阶段。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需要把积累的社会财富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反哺底层民众，通过反哺寻求一种相关利益者的平衡，纾解精英阶层和底层民众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衡引发的对立情绪，使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工获得真正的尊严。
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引用了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名言：“如果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也是旨在只有让底层民众分享到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和社会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也才能真正和谐。
日本在上世纪中期出现“刘易斯拐点”后，内需不足、资源成本上升，政府在1959年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1967年，国民生产总值迅速翻了一番，国民收入也提高了一倍。
富士康事件和本田罢工发生后，加薪成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首选手段，相较农民工刚进城六七百块钱的工资，现在工资才增长到一千多块，确实增加的幅度太小，速度太慢。但是如果简单依靠企业增加员工工资的办法，不仅从根本上很难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可能导致仍然占经济相当比重的亟待转型的外向型企业无力承担发生破产倒闭。
在当前劳资格局下要想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笔者认为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减税增加可支配收入：一方面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劳动者到手的收入减少税赋;二是针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求其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政府要主动承担转型的相应成本，对企业尚待分配的利润减税，支持企业既能够适当提高员工报酬，又能够有后续发展的动力，不至于破产倒闭。
通过反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同时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加大对底层人力资源的开发，提升他们的素质与能力，增加他们在价值创造中的地位与贡献，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整个社会都不乐见的过激行为的出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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